本案中，老诸生草草三叩首毕，起身干哭，颜色扭怩等情状并不能作为墓非其祖的证据，只能是从情理上判断其主张的事实可能性较小。但舍此别无他证，司法官员便以此认定老诸生主张不实。
5.无证据亦不合情理的主张不予支持。清人庄纶裔《卢乡公牍》记载了这样一份判词：
郭正东契买郭玉管父之田，未及过割，郭玉管之父病故，郭正东称其价已交足，但田未交付，欲占郭玉管之田，郭玉管遂控官。卑职认为田既未足，郭正东如何肯将价交清，此一定之理。若价早已交清，而地不够数，郭正东早已呈控，不待今日[6]。
原告郭玉管控郭正东占其田，郭正东则辩称其价已付，但郭玉管田未交，这一主张明显不合常理，且无证据支持，因此司法官没有支持其主张。
6.当事人双方在证据上都不占优势，在情理上也难分伯仲，则对案件事实不予认定。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
安定有两家争一坟山。其地广阔不盈亩，中有二冢。两家各以为祖茔。问邻证，则万山之中，裹粮挈水乃能至，四无居人。问契券，则皆称前明兵燹已不存，问地粮串票，则两造具在。其词皆曰此地万不足耕，无锱铢之利，而有地丁之额。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丘陇，不欲为他人占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体魄，谁肯涉讼数十年，认他人为祖宗者。或疑为谋占吉地。则又皆曰秦陇素不讲此事，实无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周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后，掘而别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间，谁敢为之。竟无以折服。又无均分理，无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斗，每斗必讼。官惟就斗论斗，更不问其所因矣。后蔡西斋为甘肃蕃司，闻之，曰：“此争祭非争产也，盍以理谕之，曰：尔既自以为祖墓，应听尔祭。其来争祭者，既愿以尔祖为祖，于尔祖亦无损，于尔亦无损矣。听其享荐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权词，然迄不知其遵否也[7]。
本案中，两家的主张从情理上看不出谁更合理，证据也不能证明谁的主张更可信，这使得察情、验证皆无效果，司法官员对争议事实没有做出认定。从上面的案例看来，情证兼用模式总的特点是强调二者不可偏废。但“证”与“情”在实践中的功能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区别在案件受理方面与事实认定方面皆有体现。在案件受理方面，原告起诉时若没有证据，官府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不予受理；相反若原告有证据，即使主张可能不合情理，官府一般也不能驳回。[8]在事实认定方面，若最终依情理认定事实，一定是无证据或证据难凭；但依证据认定事实，只要证据经审查为真，事实不合情理亦可置之不问。在情理与证据不一致时，如不能查明证据为伪，则不能置证据于不顾，而径以情理认定事实。
（三）情证兼用原则的例外
从司法实践来看，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当事人的口供。不过，民事诉讼中口供的获得一般都是以情证折狱为基础的，即当事人在情理或证据面前不能抵赖，从而承认对己不利的事实[9]，而不像刑事诉讼中官府经常通过刑讯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当然，司法实践中亦有例外情形，即司法官员往往既未察情，亦未据证，仅凭主观感觉就认定一方当事人主张为真或为伪，倘一方当事人不承认认定，司法官员也会通过刑讯来迫使该方当事人承认。据清人奏折称：“清代地方衙门中如绷杆、钓杆、站笼等非刑，各州县大半有之，除以惩治盗贼外，甚至田土斗殴等案一切用之。”[10]按清律规定，非法刑讯在刑事诉讼中尚且不得使用，在民事诉讼中应被禁用自不待言。但实践中非法刑讯不但在重罪案件中使用，在田土案件中也广泛使用，显然是司法官员怠于取证而过度依赖口供所致。这与情证折狱原则是明显相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