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成本高昂。需要在网络上引起关注，事件本身往往需要有“引入注目”之处。申言之，微博问政立足的事件本身或者是关涉到大多数人的共同事件，或者是经过发酵、演化的个案。[32]因此，它推微博问政的规范化保护需求动法治发展必然随着公权力的作恶和个体的痛苦。“宜黄事件”的骇人听闻就是该事件迅速被关注的重要原因。
其次，选择性强，容易受操控。社会事件和公共问题层出不穷，甚至不计其数，能够引起轰动除了有“爆炸性”的内容外，还要很多额外因素的作用。但到底哪些事件和问题才能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选项，十分容易受到权力的控制，以致微博问政经常“无功而返”。
第三，偶然性、不确定性突出。“宜黄事件”就体现了“迂回曲折”，不仅有社会悲剧，还有手机拍摄、微博传播、记者帮助、媒体跟进、网络声援。这其中任何一步被控制，可能就无法进步。全国性的影响才是“宜黄事件”最终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单一的事件迅速产生全国性影响后，才有可能引起链条反应，导致从上至下的问责、反思和改变。就效果而言，制度变革往往是最后一步，但即使是最前的一步———问责，往往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举步维艰。例如“谢朝平案”中，当事人具有浓烈的体制色彩（其供职的《方圆法治》是《检察日报》旗下刊物），即便如此还受到陕西渭南警方的“跨省追捕”。[33]
第四，人民的麻木可能成为微博问政推动法治发展的障碍。例如前文提到的微博问政的代表性稍显不足。另一方面，尽管感同身受，但毕竟事件没有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公众才会如此热烈并肆无忌惮地发表看法，热火朝天地声援、讨论。但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是否因此而萌生、成长却不可得知。这种“公民被隐藏”的现象，极有可能导致网络时代的政治危机。从经验来看，以微博问政来推动法治发展的代价会越来越高，因为社会悲剧越来越多，民众对此已经“麻木不仁”，甚至习以为常“，耐受度”也在不断提高。甚至只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才能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例如“钱云会案”中，正是因为“村长之死”的照片惨不忍睹、触目惊心，而事件本身又骇人听闻，才引起了全国性震动。
第五，现下网民的法治意识不够强烈也是法治发展的困境。“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就是体现。该事件引起了网络上的巨大反响，大量网民参与到这起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对被害人的声援和对肇事者的谴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种声援与谴责往往偏离了方向，对当事人以及法院都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惑。而“药家鑫案”更是将这种危险推向了极致。在检察院尚未公诉时，网络上对此事的关注和评论已经热火朝天；进入审判阶段后，民众的讨论更是肆无忌惮，引起极大争议。这对于个案的当事人而言显得不公平；对法治全局而言，则可能是对法官独立判断的干扰。[34]
第六，法律规定与行政裁量权之间的空隙，往往成为政府和官员拒绝微博问政的理由和借口。行政权从“执行”到“管理”，已经成为了事实。[35]法律对行政权的约束与行政机关裁量权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来源。微博问政虽然造成了很大声势，让政府承受压力，但却并不能成为必然推动制度变革的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本身的收缩空间（这些空间恰好是预留的漏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裁量权缺少监督、制约和具体的规范。
最后，其成果的取得往往基于非制度化和非规范化的方式，与法治原则本身悖离。这也说明了当下微博问政推动法治发展的关键难题。法治的首要内涵就是将公权力纳入到法律的轨道，[36]但微博问政成效之取得往往是公权力机关慑于微博以及其他媒介上的压力（大部分情况会导致上级政府的施压），而以自我纠错的方式来实现。进步的取得固然值得庆幸，但其模式却值得反思。此种背景下，规范化微博问政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规范化保护微博问政的意义
由上文可知，微博问政更新了公众参与的话语体系，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机遇。它提供了寻求个案正义、推动制度变革、促进法治发展的进路和契机，但也面临着很多缺陷，后者让微博问政法治价值的实现面临很多障碍。规范化保护微博问政是时下的最佳选择，它体现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宪法和法律追求。其意义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表征民主，体现民主原则的具体化。民主是宪法的基础性价值之一，宪法中宣示的人民主权亦与民主原则异曲同工。[37]现代民主理论愈加强调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尽管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危险。[38]我国《宪法》第2条可以被认为是“民主条款”（或“人民主权条款”），该条同时强调了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如果将民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理解，则可以有效协调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在微观的视角，公众参与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39]这在我国有更特殊的意义———“两会”之外如何体现民主，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此外，个体只有通过参与才能学会民主的方法，学会自我管理。[40]微博问政作为公众参与的新形式，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和人民主权的具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