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辩论的框架和条件其实完全是由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之志同道合的新保守主义（国内外左派惯称"新自由主义"，亦可称作"古典（放任）自由主义）所设置的。双方都以计划经济的全盘错误和失败作为给定前提，都以为唯有纯粹的市场机制才能理性地配置资源。Walder－钱反驳的焦点不是如此的二元对立，而是要说明即便是政府也可以遵循资本主义和市场逻辑来运作。双方都把"转型"理解为从计划到市场、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完全转变。双方都没有从两者并存的角度来考虑"转型"，因此也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动态演变。
当然，改革中呈现了民营企业的广泛扩增，但是，他们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改革中呈现的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但那样的竞争相对新兴的企业来说到底是什么？地方政府在改革后期的"招商引资"竞争中到底为那些企业做了什么? 要精确掌握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二、非正规实践与非正规经济
从历史视角来考虑，改革期间的中国经济体系明显是一个混合体，同时具有旧计划经济和新市场经济的特征。科尔奈指出其间的"不协调性"（incoherence），毋庸说是对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问：两者又怎样协调而产生中国改革中的戏剧性发展？
在我看来，关键在实际运作中的高度伸缩性，亦即国内惯称的"变通"，主要体现于规避、绕过甚或违反国家法规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以下首先是对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实际运作中的关系的简单总结，主要来自新近的经验研究，其后讨论这个发展经验的理论、方法和实用含义。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实际运作中的关系
计划经济的一个不容否认的弱点是其极其沉重的官僚管理体系对企业人才和创新的压制；但同时，正因为政府的高度集权，它能够在短期内动员大量的资源。这首先意味对一个企业来说，政府的支持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获得其支持才有可能从众多部门和层级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资源，才有可能顺利运作。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语来表述，与官僚体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除非同一官僚体制为了招引其投资而特地为之铺路，规避甚或违反现有法规。这是我们所说的地方政府变通行为为旧体制和新经济起到协调作用的第一层含义。
但这只是其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权力之被用于发展（在改革早期创办乡村企业的时候已经展现）在改革后期一再展示，尤其可见于地方政府之为经济建设而大量征用土地。它们之所以能够征用土地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不清晰的产权制度：其使用权属于农民、所有权属于集体、但国家保留为建设而征用土地的特权。[8]中央政府虽然多次声称要严格控制土地征用，防止滥用，但实际是，至少已有四五千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9](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7；陶然、汪晖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