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所占数量和比例的快速扩增当然会被人们用来支撑主流制度经济学和市场主义的正当性。中国确实变得日益资本主义化，私人资本在其戏剧性的发展中确实起了与日俱增的作用。但是，我们要问：中国的发展是否真的可以简单地用科斯的资本主义公司理论来理解？确实可以用主流制度经济学的凭借私有产权+法律保障来减低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来理解？
（四）现有分析的盲点
主流新制度经济学再一次不能解释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如Walder－钱对改革早期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那样；但是，Walder－钱的分析也不能解释改革后期的经验。Walder－钱的关注点是地方政府自己创办、经营或控制的企业；他们的分析是在90年代前期形成的，明显是基于改革早期主要由乡村企业推动的发展经验。他们的分析的缺陷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的活动重点已经不在直接建立、经营或控制企业，而在一种配合性的招引民营和外来资本。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地方政府和新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关键的因素，在近15年中比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地方政府企业都来得重要。它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招商引资"一词之中，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地方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王汉生、王一鸽2009）。（应该说明，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集中的干部委任和纪律体系下运作的）(黄宗智2009a）。我们需要知道：招商引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
科尔奈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是自我连贯一致的体系，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共产党"极权"的体系，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两者互不相容。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极权和公民社会权力只可能对立；官僚管理只可能和资本主义企业相互矛盾；软预算约束只可能和硬预算约束对立；计划生产只可能和价格机制相互矛盾等。在矛盾和冲突之下，其结果只可能是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官员的贪污，就像在中国那样。(Kornai 1992：尤见第15章；亦见第21章，509-511；亦见570-574) 科尔奈这个分析所不能回答的是：中国的经济体系果真如此充满矛盾和冲突，我们又该怎样来解释改革期间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对过去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影响深远。我们已经看到，哈耶克－科尔奈，以及他们之后的吴敬琏－林毅夫都把如此的对立看作给定前提。（科斯的公司理论则把高度发达的市场以及高度规范化的合同与法律当作给定事实）。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反驳他们的Walder－钱，兴许是无意的，并没有对如此的对立提出明确的质疑。他们的辩论最终并没有指出这样的对立所导致的错误认识，而只是争论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其实与资本主义公司组织相似。在他们对地方政府和乡村企业的分析中，所强调的因素是和主流经济学一致的，即市场竞争、激励以及硬预算约束。我们可以说，哈耶克－科尔奈－科斯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型公司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而Walder－钱所强调的则是和资本主义公司相似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双方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型的市场机制效应最佳；两者都没有考虑到中国改革后期中政府与企业、计划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