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总结了丘吉尔突出的政治个性以及形成的渊源，那么我们不禁思考丘吉尔叛逆和虚荣的性格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如何表现出来？这种性格对他本人以及大英帝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前一个问题可以从丘吉尔整个政治生涯中找到无数的案例来验证，如有意拖延“诺曼底登陆”时间等等，但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将更有价值。为了更好的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将基于“冷战”时期丘吉尔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解读。
丘吉尔一向厌恶甚至仇视共产主义以及其代表苏俄，“叛逆”的丘吉尔使他在二战期间一直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在1941年6月21日，德国全面进攻苏俄，丘吉尔发表谋求与苏俄政府合作共同抗击德国的演说中毫不隐晦的说道：“纳粹整体与共产主义的糟粕毫无两样。除了贪欲和种族统治外，没有任何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它在残酷镇压和疯狂侵略过程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在过去的25年中，我比任何人都更坚定而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我说过的话一句也不收回”[11]。在二战胜利前夕，“叛逆的”丘吉尔对苏联的厌恶和警惕伴随着纳粹政权的垮台而重新升起，在1945年5月9日清晨，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向盟军签字投降之后，丘吉尔向全国发表演说“在欧洲大陆上，在胜利后的岁月中，我们还要确保我们参展的单纯和光荣的目的不被抛弃或忽视。保证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词不被歪曲，失去我们所理解的真实意义······如果我不仍然高呼前进、不畏缩、不动摇、不屈不挠，直到全部任务完成，整个世界变得干净、安全，那么我们就不配得到你们的信任和宽容”[12].在我们所熟知的“铁幕演说”之前，丘吉尔向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一封“铁幕电报”，其中写道：那时，铁幕又将在很大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地）落下来。这样，俄军占领的几百英里矿的广大地区将把我们与波兰隔开······总之，必须在我们的力量解散之前与苏俄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头等大事。[13]之后便是我们所熟悉的在美国杜鲁门总统家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所发表的“铁幕演说”，而后来“冷战”终于爆发。二战后崛起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了对抗之中。丘吉尔，这个“叛逆”和“虚荣”的家伙，毫无疑问，对“冷战”的爆发，起到了起码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研究“冷战”的专家们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即究竟谁应该为冷战的爆发负责任。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观点，通常学者会认为，美国或者苏联的领导人应付主要责任。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是丘吉尔的煽风点火，促使了美苏的对抗以及“冷战”的爆发。弗兰克·本福德就持这种看法，他在《丘吉尔》一书中写道：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激怒了苏联人民，更激怒了曾经与他广泛接触的斯大林······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说，丘吉尔建议建立统一的欧洲，以此与苏联对抗，并用欧洲反对派的联合势力来消灭东欧各国人民取得的民主及社会主义······由于丘吉尔的煽动，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14]马丁·吉尔伯特在《丘吉尔传》中也对此表示赞同。[15]于海峰对丘吉尔的大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丘吉尔大战略的核心在于自由和责任[16]。如果说，丘吉尔发自内心的对共产主义和苏俄的厌恶是对自由的信仰和执着，那么他所以推进“冷战”不仅是出于对自己“自由斗士”荣誉的捍卫，更重要的是作为大英帝国政治家挽救帝国余辉的责任。我们知道，二战使英国负债累累，到处断壁残垣，一片衰败景象，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的光辉逐渐衰竭。而美苏则如日中天，势力强盛，只有制造美苏的不合乃至相互对抗，才能使双方的势力相互削减，而在美苏对抗的过程中，英国就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借助美国实现国力的复苏。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丘吉尔在维护自己“自由斗士”的荣誉，不如说是满足“夕阳西下的大英帝国”的“虚荣”。丘吉尔以自己的叛逆和虚荣，维系着没落帝国的余晖。就丘吉尔个人来说是成功的，但就他与帝国来说，难道不是某种程度上的悲剧吗？丘吉尔注定要成为复兴大英帝国国力的悲剧式人物，而他靠自己的智慧、勇气、汗水和泪水也成功实现了这一点，借助美国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继续维护着曾经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