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径依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模式趋同的不可能性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将是沿着原有路径下的演进过程。一旦一国形成了某种公司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就具有了一定的制度粘性，从而难以轻易改变。尽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各国对先进公司治理制度的借鉴，但是大多是在原有治理框架下的适度调节或者是对个别新制度的引进。将这种现象描绘为“趋近”比较客观，如果将其界定为“趋同”显然是不适当的。
事实上，不论是英美，还是德国、日本，尽管在公司治理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都没有改变原有的公司治理框架。换言之，它们的公司治理改革是在既有框架内所进行的适度微调。它们通过赋予原有制度以新的功能或者强化原有制度的功能，使得各自公司治理制度的功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公司治理制度来监督经理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完善董事会制度，如独立董事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等来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是引入大陆法系国家的监事会制度。在德国，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加强作为大股东的银行对经理人的监督。在日本，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立法者开始对其传统的公司治理制度进行反思，提出要改革董事会制度，加强股东和董事的作用，并完善经理人激励制度。但是，日本的主银行体制、交叉持股制度迄今依然存在，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遭到了很大抵制。可以说，这些国家一般都是在既有治理模式的框架内赋予原有制度以新的功能或者强化原有制度来实现治理目的的。这可以被理解为公司治理的功能趋同。[10]
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公司治理的初始状态决定了其演进的路径，这就决定了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将一直存在差异。即使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强大的趋同压力，也不会发生完全的趋同。
（二）制度移植的困难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纷纷从其他国家移植较为先进的公司治理制度，以期提高本国公司治理的效率。但是，路径依赖强调一国的公司治理制度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具有互补性。互补性是构成特定体制的诸元素的一个特征，如公司治理体制、金融体制、公司的组织体制和生产体制或者公司战略体制等。构成特定体制的诸要素具有相互适应的潜力，那么，这些要素之间就被认为是具有互补性的。[11]如果移植过来的制度无法与现有制度形成互补性，移植过来的制度将难以发挥应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