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问题应该从共犯的从属性理论着手，即共犯之成立，至少以正犯者着手于犯罪之实行（实行行为）为必要。[13]所以，在教唆他人犯罪时，教唆犯依附于正犯的实行而存在。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时候，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简单地认为正犯行为是教唆犯所使用的方法，这样的认定模式实际上过度强调了教唆犯的支配性地位，在正犯对对象的选择有自我决定权的时候，教唆犯的工具错误根本无法实现。所以，此种情况，应该以从属性为基础，主要由正犯的认识决定错误的类型，同时考虑教唆犯的故意对之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正犯没有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范畴时，则是对象错误，如果超出了，则应该由正犯单独负责。即使在间接正犯的情况下，也很难认定成工具错误。如医生吩咐不知情的护士注射有毒的针剂，护士认错了人。只要护士对人的选择存在自我决定权，就没有工具错误成立的余地。
区分具体的对象错误和具体的方法错误，除了以着手之后为时间点以外，还需要以个别化的犯意为基础。理论上往往认为：“行为人本欲在公共汽车上扒窃甲的钱包，而事实上却扒窃了乙的钱包”属于具体方法错误的适例。[14]而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具体方法错误，却不能一概而论。对于类似盗窃罪这种侵犯非专属法益的犯罪，行为人对犯罪对象的选择和故意杀人罪存在区别，前者所针对的犯罪对象往往具有随机性，后者所指向的犯罪对象的一般具有特定性。对于前者，其犯罪故意很难说具有个别化的特征，针对后者，犯罪故意通常具有个别化的特点。所以，在公共汽车上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虽然针对的是具体的个人，但往往并非非该对象不可，也可以说，他针对该人具有盗窃的故意，但也不排除他针对其他人的盗窃故意。如此，对于行为人本欲在公共汽车上扒窃甲的钱包，而事实上扒窃了乙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方法的错误！这就相当于于行为人对特定的对象有杀人的故意，而针对其他对象也有故意的情况，也没有具体方法错误一样。只有在行为人只针对特定的人有盗窃故意，而完全排除针对其他人的盗窃故意时，才有成立具体方法错误的可能，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
四、结论
具体的对象错误和具体的方法错误的区分，虽然是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中一个极小的理论问题。但是，正是对它们的区分的错误理解，导致对具体方法错误的认定呈现了比较复杂的局面。[15]很多学说之间的争议，仅仅是因为没有找到共通的或者正确的前提，貌似相当成熟的错误理论，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类似问题，绝不仅仅在错误论中存在。这是刑法学研究中值得引起警惕而又必须引起重视的理论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