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族主义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往往过分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不在东道国寻求利益代言人，不注重建立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很少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这样一来，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难以真正融入东道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而且由于与当地政府和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很容易引起“排华”情绪，遭遇民族主义风险。如2004年，西班牙鞋商和贸易保护主义者打着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号，针对中国鞋发起了多起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埃尔切市的少数激进分子甚至烧毁了大批中国鞋，酿成了震惊世界的烧鞋事件。
类似的悲剧2005年再次在南非罗斯敦堡市上演。3月1日，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下，当地华人与一个酒鬼细小的口角冲突竟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骚乱，当地20多家华人商店遭到2000多当地人劫掠。印尼的许多华人企业也因为这种民族主义而遭受过重大的损失。
(5)恐怖主义风险
“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使积极开展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风险。2007年4月24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设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地区的项目组遭20多名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并抢劫，袭击造成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2007年前三个月，尼日利亚已连续发生了三起绑架中国工人的事件。2004年6月，中铁十四局11名援建阿富汗项目的工人在昆都市被无辜杀害。2005年3月24日晚，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国国英商品城遭武装抢劫，全部商品被抢劫一空。在印尼和菲律宾也不时有针对华人的恐怖事件发生。这一系列恐怖事件在给当事的境外经营企业带来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给希望到这些目标市场国开展投资活动的其他中国企业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2.政治风险防范措施
1)评估政治风险，建立预警系统
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立项的过程中，就应当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环境进行系统的考察和评估。许多发达国家都设有对外国政治风险进行评估的专业机构，如英国的《欧洲货币》杂志，每年都发布100多个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还有美国的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都是非常专业的商业评估机构，中国企业应加强与这些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的业务联系。虽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政治经济风险评估机构，但2006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了我国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从而标志着我国国家风险分析体系的正式建立，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进行政治风险的识别、评估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而最新的2010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针对与我国经贸关系最密切、未来双边经济合作最具潜力、中国企业最为关注的60个重点国家，从政治局势、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投资环境等涉及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安全的重要方面，揭示了我国出口和投资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风险。另外，企业也可以与我国政府驻外机构、使领馆、经参机构、驻外商务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东道国己经设立投资项目的中资企业加强联系与沟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详细了解东道国的情况。
2)境外投资保险
境外投资企业可以通过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国际上通行的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限于禁止汇兑险、国有化或征用险、战乱险、营业中断险等四种基本类型，保险额一般在投资额的90%以内。2003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出境外投资保险新产品，承保部分政治风险。但我国的境外投资保险将投保人限定为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中国法人，而排斥了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中国企业投保境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资格。另外，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还可以通过国际上的保险机构投保政治风险，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北美保险公司”、英国的“出口信贷保证部”等。
3)投资分散化与融资多元化
分散化和多元化经营是防范风险的常用手段。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分别投资，同样有利于降低政治风险。如果境外投资企业在海外生产布局遵循不同地区子公司高度分工的原则，通过海外子公司的相互协作生产来完成整套工序，则当某一环节的子公司被东道国收归国有，由于东道国无法得到全部工序，该收归行为也毫无价值。除了增加在东道国当地的融资，境外企业还可以向国际银团或多个国家的银行借款，也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因为东道国在采取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行动时，不得不考虑多个国家利益主体的因素。
4)加强与东道国各界的经济利益联系及融洽度
政治风险无法逃避，任何国家的任何项目都要面临政治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风险无法减少。政治风险的损害与东道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国企业如能与东道国建立积极的经济利益联系，增加经济融洽度，则政治风险发生时，东道国政府也会对中国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照顾，尽量减少因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方式：
一是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上可以选择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形式。这将有助于将东道国企业的利益与中国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使东道国政府在采取不利于外资企业的措施的时候，能够有所顾虑。
二是适当提高当地职员在公司持有股份的比例。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司当地员工的归属感，强化公司利益为第一的观念，从而反对不利于公司发展的本国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采取相关行为的时候会考虑到本国民众的利益而有所顾忌，从而有让步的可能。
三是在资金融通上适当依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融通资金的成本，提高资金融通的效率和便利程度，更可以加强与当地金融界的联系，形成战略联盟，东道国政府采取不利措施的难度就会增加。
四是在原料、零部件的采购上适当以当地企业优先。虽然可能增加采购成本，但客观上促进了东道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增进了就业，有利于增加政府和工商界对中国企业的好感，同时将相关行业与中国企业的利益绑在一起，提高了风险抵抗能力。
五是要为东道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比如承担一些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关键作用，而该国自己又无法完成的项目，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机会，向东道国政府和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提供技术等。这样可以增进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友好交流，使东道国政府在采取不利行动的时候考虑到中国企业所做的贡献而有所保留。例如，中国石化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就与诸多石油投资商显著不同。他们在非洲签订每一份石油合同的同时，都会签订全方位的基础设施投资、医疗服务等大单。面对非洲当地的贫困和腐败，西方选择了指责和制裁，而中国主张通过石油开发帮助对方消除贫困，从而获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
（三）财务风险
跨国并购的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并购定价、融资、支付等各项财务决策所引起的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财务成果损失的不确定性，是并购价值预期与价值实现严重负偏离而导致的企业财务困境和财务危机，是各种并购风险在价值量上的综合反映，是贯穿企业并购全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对预期价值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是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1.财务风险具体体现
企业境外投资模式的差别以及不同的经营阶段面临不同的财务风险。具体而言，财务风险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1)决策程序风险
根据我国的对外投资管理法规，到境外投资需要到商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手续，然后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汇来源风险审查手续。所以，在进行境外并购的决策时，就必须考虑到相关政策因素，在并购项目启动后，应优先办理这些手续。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企业到境外并购企业，执行“先斩后奏”的冒险策略，到并购协议签署后还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等到需要用外汇支付并购款时，才想起补办。由于办理用汇审批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很容易导致协议规定的支付并购款的时间已到而企业却无法从国内调查拨款项的问题。对于那些已经拥有多家海外公司的大型企业来说，或许可以考虑临时从其他海外公司拆借资金救急，待获得批准手续后再偿还拆借的资金。但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国际化的公司来说，出现这种问题就可能导致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或延期完成并购而增加并购成本等问题。因此，决策程序风险是境内企业进行境外并购可能遇到的首要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