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成就与不足
（一）改革的效果和意义
尽管基金组织作为一个以资本多数决为基本议事规则的国际金融机构，有其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的特殊性，但其毕竟仍系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仍然需要尊重和遵守民主政治和国际法治的通行原则，需要尽可能广泛的体现和保护各成员国的意志和利益。否则，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就难免受到质疑，有沦为富国俱乐部乃至个别大国代言人之虞。事实上，即使是私法领域的股份公司，在奉行资本多数决的同时也有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大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控制和操纵，体现公正、衡平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作为公法性质和政治色彩浓厚的国际组织，基金组织当然更有理由完善其制衡机制和内部治理，确保每个成员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国际法原则宣言》）。有鉴于此，2008年决议和2010年决议及其承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其生效和实施必将对强化基金组织的有效性、可信性和合法性产生积极影响，说其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不为过。
虽然2010年决议目前尚未生效，[35]但其得以通过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一旦生效实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发言权进一步提高。例如，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将进一步提高至6.394%和6.071%，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36]进而言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将进入基金组织十大份额持有国之列，加上四个最大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以及美国和日本，基金组织的十大股东将真正代表世界十大国家，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排名将真正反映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排名。[37]同时，执董会席位的调整和“全选举”方式的实施也有助于提高执董会这一基金组织日常议事机构的民主性和代表性。用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话来说：“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是基金组织65年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调整是为了认可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作用。”[38]卡恩总裁此语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客观地说，作为2008年份额和发言权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以及对执董会产生方式的首次改革，2010年决议确有其不容忽视的总结性和开创性意义。
（二）改革的局限和不足
尽管此轮改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它并未解决基金组织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甚至也没有触及某些关键事项。例如，在2008年决议付诸实施后，美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不降反升，分别从17.07%和16.72%提高到17.67%和16.73%，在基金组织重大事务上仍然拥有事实上的唯一否决权。即使是在日后2010年决议生效实施后，美国仍将拥有17.41%的份额和16.48%的投票权，继续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39]再如，新份额公式规定GDP的计算由60%市场汇率和40%购买力平价组成，这种和稀泥式的做法远未满足发展中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GDP的期望和要求。事实上，2008年决议得以通过和生效，以及2010年决议得以通过并交付成员国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传统发达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相对实力下降、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相对实力上升的结果，也是面对基金组织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这一现实所做出的制度性反应，可以说是一场危机推动型的变革。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虽然迫于形势做出了一些妥协，让渡了部分发言权，但在核心利益上并没有做出根本性让步。
未能对改革管理层遴选机制做出具体规定，是此轮改革的又一不足。鉴于基金组织在管理层代表性和遴选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2010年6月）曾承诺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建立公开、透明和择优的管理层遴选机制，并在首尔峰会之前以更加广泛的改革为背景加强遴选工作。遗憾的是，2010年决议并未对此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基金组织的一份文件对此解释道，建立公开、透明和择优的遴选机制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与其在此简单地重申原则，不如在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换届（现任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任期将于2012年结束）中加以处理更为令人信服。[40]这种解释其实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决议完全可以不只是简单地重申原则，而是规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更为合理的解释，恐怕是成员国尚未就相关问题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共识。无论如何，以更加民主和公开的方式产生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是基金组织后续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