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理把握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
研究制定横向合并指南首先需要对指南的内容有个整体把握，美国《横向合并指南》多年发展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笔者将合并反垄断控制制度归纳为三大子制度群，即“反竞争效果认定制度群”、“反竞争效果抗辩制度群”和“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这种归纳实质上关联于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基本原理，合并作为一种利弊兼具的经济现象，对其理智处理需要关注规模经济与市场势力效果，进行相应的权衡也就不可避免XXII，合并反垄断控制就是在合并导致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之间作取舍。“反竞争效果认定制度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甄别一项合并可能给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由相关市场界定制度、市场集中度测定制度、单边效应判定制度、协同效应判定制度以及这些实体分析所关联的证据制度和诸如SSNIP与HHI等经济分析方法和定量指标所构成。“反竞争效果抗辩制度群”则是判定是否存在特定因素抑制合并反竞争效果或者使得容忍反竞争效果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主要由市场进入抗辩、效率抗辩以及破产抗辩等制度及相关的证据制度和经济分析方法与定量指标所构成。“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则是在维护市场有效竞争与促进企业合理发展之间获得平衡，通过对特定合并交易附加条件来确保在合并顺利进行的同时不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效果，由资产剥离等结构性救济制度与知识产权许可等非结构性救济制度、相关的证据制度、经济分析方法与定量指标所构成。这三大子制度群构成了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基本图景，可以认为，合并反垄断控制主要就是围绕着合并可能导致的反竞争效果的判定一抗辩一救济三个核心环节来展开。
“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即合并救济[20]制度，是否纳入合并指南，该问题在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最新修订过程中也曾讨论过，主流意见认为合并救济措施的灵活性可能会影响指南的稳定性，因此合并救济不适合纳入指南，最终出台的新指南也维持了这种思路，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美、欧的一致作法。[21]笔者认为，合并救济措施的灵活性是相对的，这并不影响将其纳入合并指南，相反，包含合并救济制度的后合并指南在内容上会更完善，整个合并反垄断控制机理也表达得更为清晰与连贯。就我国横向合并指南的制定而言，将合并救济制度纳入指南应作为可能的方案之一。因此，笔者主张我国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设置主要围绕“反竞争效果认定制度群”、“反竞争效果抗辩制度群”和“反竞争效果补救制度群”三方面展开。就目前而言，我国这三方面的制度建设都不完善，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更是不足。考虑到各方面的条件，短期内我国可以分步骤就三大制度群暂时逐步出台指南或者分别出台指南，长远而言，则可以考虑出台涵盖这三方面制度群的大而全的统合性横向合并指南。
（三）平衡合并审查制度的确定性与灵活性
如前所述，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订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合并审查的制度框架更为灵活，打破了旧指南确定的“五步分析法”，甚至连市场界定这一合并审查传统起点的重要性也被大大降低，这一最新发展趋势提醒我们，要关注合并审查制度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合并审查制度的灵活性实质上主要源于合并导致的经济效果的复杂性，美国《横向合并指南》每次修订的不断“去结构化”主要就是基于对合并经济效果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革新。
灵活的合并审查制度框架可能更为科学合理，但也对执法部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合并反垄断审查应以制度的确定性为原则，个案中的灵活性为例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目前我国执法机构及市场主体的相关经验与专业知识仍然不足，人员素质还不足以去适用一套太过灵活的合并审查制度。其次，我国也缺乏足够的执法经验去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灵活分析框架。美国新指南的灵活分析框架建立在多年的执法经验上，而我国仍处于反垄断执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实证经验积累去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市场特点的灵活性制度体系。再次，我国合并反垄断审查的经济学理论支持也不充分，特别是针对我国特定经济转轨期及产业特点而开展的合并反垄断经济学研究仍然不足，这使得现阶段我国对于采取更为灵活的合并审查框架更应该慎重。最后，合并审查的可预期性在反垄断执法初期非常关键，不应盲目追求制度的灵活性而影响制度的可预期性。反垄断执法初期，合并审查更大的确定性对于执法部门与市场而言都非常必要，一套相对稳定与明确的制度框架有利于节约各方成本，也对市场竞争文化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
在把握合并审查制度确定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对制度的必要灵活性给予足够的重视，这要求我们在特定案件中也应保留一定的灵活性，而不能完全拘泥于形式化的分析路径。笔者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来把握合并审查中制度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首先，一般案件的分析应遵循相对稳定而明确的分析框架，这套分析框架主要围绕相关市场界定、市场集中度测定、反竞争效果判定、市场进入与效率等反竞争效果抗辩因素的考量以及合并救济等环节展开。其次，允许执法部门在特定案件中打破常规分析框架进行审查，比如避开市场界定而采纳特定的直接证据类型。再次，执法部门在内部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内控机制来确保非常规分析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如建立非常规案件的内部复审制度。最后，通过外部辅助机制进一步确保非常规分析机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比如，在非常规分析案件中引入专家证言、强化这类案件审理中对竞争者、消费者、社会团体等第三方主体的咨询以及社会听证等。
（四）加强合并审查中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理论的联系非常密切，反垄断法自诞生以来就将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XXIII。近几十年以来，经济学对反垄断法的作用更是越来越大。波斯纳法官甚至指出，当今在反垄断问题上，经济学方法之外的其他各种视角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XXIV。目前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法发展更是呈现出法学与经济学加速融合的趋势，包括倚重数学工具的计量经济学也都在美、欧反垄断立法与执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