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政策与法治的协调关系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老百姓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需要科学合理的文化政策与法制。加强文化领域的地方立法，形成文化政策与法制的协调关系，对于确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和界限，对于明确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责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策通常比立法超前，这是一般规律。文化领域也是这样，文化政策比较成熟，为文化领域的立法奠定了基础。强调文化领域地方立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要求以文化立法完全替代文化政策，文化立法应当为文化政策的作用留出空间。一直以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化发展基本上依靠政策引导，现在应当加强文化法治建设，依靠法律规范文化事业管理，调整文化产业关系，促进社会文化关系的健康发展。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并要求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文化立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意见》还要求加强和改进文化领域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该文件同时要求，继续执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制定和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激励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各地可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相关政策。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加快文化立法步伐。尽管一再强调文化立法和文化法治的重要意义，但不能因此忽视文化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政策与文化法治具有共通性，可以共同作用于文化领域并相辅相成，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必须重视文化事业和产业政策的法治化，强化政策制定的程序性和正当性，这本身就应当成为文化法治的重要内涵。
三、文化法治统一与地方立法创新
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法制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石、以法律为主干，横跨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等多部门多层次的规范体系。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宪法还保障公民享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宪法的这些规定，既是建立文化法律体系的依据，又是文化法律体系的基石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国家已经制定了有关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300余件，其中包括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此外，各地方的权力机关和政府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大量的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这样说，在调整人们的社会文化关系和文化事业管理的一些重要方面，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