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交通秩序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特权车的问题。特权车的原因有很多，典型的是，各种有违章特权的车。比如救护车、警车等执法车，武警牌照的车和军牌车，还有一些特殊号牌的车辆。这类车，因公务需要对道路有优先使用权，可以走应急通道，并且轻微违章可以得到豁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这些车辆的特权，比我国要大得多。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只要拉响警报，所有的车辆都必须靠边让行。而在中国，这类合法的特权车，经常被围在拥挤的车流里，即使横冲直撞，也无法冲破拥堵。因公共利益需要，如果能够充分实现其应有的特权，则公共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但在中国，虽然有公共利益的需要却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特权，其结果就是公共利益受损失。
在发达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的交通特权，之所以能够轻易实施，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类车的种类和数量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其行为也受到严格的监督。这类车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控制，而它们一旦执行任务，所有的车辆都靠边让路，其对交通秩序的影响也就被限制到非常有限的范围。一旦社会车辆不让路，警方也可以依法对其实施严厉的处罚。但是，在中国，这类特权车的种类和数量很难得到控制，这类车的行为，也很少受到严格的监督。其结果是，有更多的车有特权，而且此类特权很多都是冒充公共利益，而实际上是为了私人的行车方便，为了私人能够开霸王车。于是，其特权也就打了折扣。可以说，正是因为特权不受限制和监督，才使得特权本身打了折扣。由于这些车本身就是特权车，不仅有合法的特权，还有很多不合理的特权，所以即使警察执法，对其也无可奈何。对于本身就违法的特权车，警察既然无法执法，其限制一般车辆，为特权车开道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也受到影响。最近李双江儿子打人事件，牵扯到无牌车、神秘的套牌车，可以说是其他方面特权在交通秩序领域的表现。对于这些所谓拥有特权的人，即使没有真正的特权车，也可以为所欲为，警察在平时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何况对那些真正的特权车，以及其他真正的特权。
对警察来说，面对特权，很难执法，其实还有一种大数量的特权，警察也无能为力，比如大量的行人、自行车、电瓶车和摩托车。通过禁摩令，很多城市禁止使用摩托车，通过禁电瓶车令，也有一些城市禁止了电瓶车，但自行车和行人却很难禁得住，通过摄像和罚款，也很难起效。有些城市通过上报上网、通报单位的方式，加重处罚行人和自行车闯红灯，但几乎都没有收效。一些城市加大警力，增加大量协警，高峰期在重点路口重点维护交通，可以改善部分交通秩序，但行人与协警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对于行人和自行车违章行为，协警也只能劝阻，劝阻不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就形成了有权和无权者均违反法律，破坏交通秩序的现象。有权的人，利用特权破坏法律；没有权力的人，利用执法者管不着，或者管不住，来破坏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警力再多，交通管理技术水平再高，也无法真正让交通秩序维持在正常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