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在民事诉讼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程序依附于实体”、“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过去人们将程序的功能仅仅定位为保障功能，即作为程序以及程序规范只是保障实体法的实现[6]。并将马克思的话作为阐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经典：“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与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7]”由于马克思将审判程序描述为“外形”和“生命的形式”，而法律(实体法)是“内部生命”，于是在庸俗哲学泛滥的年代，人们就很容易地将实体法与程序法视为哲学上的一对矛盾范畴，程序或程序法等同于形式，实体法同等于内容，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也就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如果人们一旦庸俗地套用这种关系，在逻辑上就自然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实体法是主要的，程序(法)是次要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矛盾对立关系上，实体法就成了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程序(法)则成了“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样一来，程序(法)也就只能依附于实体法，重实体轻程序就是必要的了。
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程序法的建构也必然要体现轻程序的价值取向。程序简化主义就是其突出体现。轻程序的“硬件”表现是“无程序或少程序”。在立法中，程序法的建构总是以越简单越好。从节约诉讼成本而言，简约无疑是正确的，但简约必须考虑案件性质和争议的数额，考虑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简约。我国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单从条文的数量来看就是全世界最少的[8]。我们总是以我国人口众多、文化水平不高为理由，以阶级批判为武器反对法律条文的精细化，其结果必然是法律的粗疏和不完善。从深层意识来看，程序的虚无主义是重要的认识因素。认为只要能够把案件查清，作出实体上正确的判决就满足了正义裁判的要求，而没有考虑如何建构程序能够实现程序的功能和作用。事实是《民事诉讼法》出台后，便是比《民事诉讼法》条文还要多的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实际上大大地扩展了《民事诉讼法》的内容。相对司法解释而言，《民事诉讼法》在立法时要坚持民事程序的细化，所遇到的障碍要大得多，因为《民事诉讼法》在程序规定上过于粗疏将直接导致《民事诉讼法》无法顺畅运行，在这一点上，作为司法机关比立法机关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诉讼实践中，程序问题往往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在我国就把这些无法回避的程序问题的解决交给了司法机关，一是通过各种司法解释，如《意见》、《通知》、《批复》、《答复》等等，一是交给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有些问题法律无法加以规定，只能由审判人员裁量，这是人们能够理解的，但许多能够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却因为立法的“程序简约主义”而没有规定则是不应该的。这种做法使我国的法律给世人一个这样的假象：看起来法律条文十分简洁，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大量“第二层次”的法律——司法解释。由于司法解释的形成过程的封闭性和解释者的利益约束问题[9]，就难以保证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