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侦探及其事务所作为公安机关的特种行业，各地公安机关首先应该对私人侦探及其事务所进行定期考核和年度注册制度，并建立统一的私人侦探专门培训机构，负责对其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其成为取得执业资格、年度审验和级别晋升的必经环节和必备条件，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私人侦探队伍；其次，各地公安机关应该健全投诉和监督机制，加强对私人侦探执业活动的监督，以利于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解决问题；再次，对私人侦探执业过程中违法实施调查取证活动的，公安机关应该及时做出处罚和惩治，从而保证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活动能够合法有序地进行。
当然，私人侦探作为一种特种行业，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的外部管理和监督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依靠行业自身的自律机制。如在美国，私人侦探行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就能够较好地衔接国家制定的规范私人侦探执业活动的法规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该行业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这也就使得美国的私人侦探同医生与律师行业一样，能够获得社会公众的承认。[24]从私人侦探的行业特点以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发，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建立行业协会制度，积极组建各类行业协会和协作小组，发挥行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制定一整套完善的行业自律制约机制，使公安机关从面对面的、以发证审批为主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事中监督和后续管理，更好地取缔非法经营，保障私人侦探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三，立法上应该明确规定私人侦探的调查范围与取证方式。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行为极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以及人身权，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构成犯罪，因此，对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行为从立法上进行明确规定，也就确有必要。以美国早期的私人侦探实践为例，1890年，正是美国的私人侦探业处于萌芽状态的阶段，尚无明确的立法对其执业行为进行规定，当时全美最大的私人侦探公司介入了一起钢铁工人与雇佣方的冲突之中，结果造成七个罢工者和三个私人侦探被杀，数十人受伤。国会在对此事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私人侦探或者私人侦探公司不能代表公众执法。”[25]此后，由于许多州陆续制定了禁止私人侦探武装执法的法律，因此，虽然私人侦探的执业行为还是比较普遍，但是基本上都转入了地下状态之中。总的来说，在美国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私人侦探公司成了挑拨离间的代名词，它们常常私下煽动工人采取邪恶行动，甚至是暴乱。[26]
目前在我国，私人侦探显然还只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从美国早期的私人侦探实践来看，我们应该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对私人侦探的取证方式以及经营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分述如下：
首先，就私人侦探的调查手段而言，私人侦探存在的价值就是替委托人收集调查对象的信息、线索或者证据，但是私人侦探的调查活动不可能是公开的，公民也没有为其作证的义务，因此，私人侦探调查取证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保障私人侦探能够切实有效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立法上应该赋予私人侦探特殊的调查取证手段，这些取证手段包括跟踪、暗访、秘密录音、秘密录像等。事实上，记者在查访新闻事件时也常常通过化装，采用秘密套取、偷拍或者偷录的方式揭发事实真相，因此，赋予私人侦探的上述调查取证手段，也是有一定的先例可循的。当然，至于可能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冻结、查封以及拘传、拘留和逮捕等专属侦查机关才能享有的权力，私人侦探是不能享有的。另外，在赋予私人侦探特殊的调查手段的同时，也必须在立法上对其进行规范，以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其次，对于私人侦探及其事务所的经营范围，应该在立法上明确予以规定。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适当借鉴英国的作法，英国法律明确规定私人侦探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对私人团体和社会个人进行调查和监视，但调查监视的对象不得涉及国家、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官方团体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私人侦探的业务活动不得妨碍警察部门依法执行公务，如果私人侦探在受理时或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性质严重，私人侦探必须立即退出调查，移交警察部门处理，并移交全部案卷材料。[27]在我国将来制定的规范私人侦探经营范围的立法中，应该采取与英国相似的作法，明确规定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只是一种商务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他们虽然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与民事、商事乃至刑事调查取证活动，但是对其经营范围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具体就刑事取证活动而言，对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玩忽职守、行贿受贿等刑事犯罪案件，私人侦探不能介入，否则，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侵犯国家权力，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如果私人侦探所受理的案件或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性质较为严重，不属于自己执业范围的，应该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