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勋爵（LordWoolf）领导的英国司法改革就是在对现存问题仔细分析的基础上，对整个民事司法制度所进行的综合性改革。改革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着眼于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改革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改造，还必须改造原有的诉讼文化与诉讼理念。英国针对民事司法制度原先存在的问题，已进行了长时期的改革，但是，过去的改革措施大多数着眼于诉讼制度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的环节。实践证明，局部性的改革由于与旧制度之间相互排斥，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即使有效果，多数也会被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掩盖。英国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多数倾向于进行全局性改革。朱克曼（Zuckerman）教授还提出了全局性改革方法的有机构成：“第一，我们必须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使诉讼程序变得较为简洁和便宜，以便人们在能够承受的诉讼成本基础上很容易提起诉讼，即使这意味着判决质量有一些降低。第二，我们必须保证，通过向律师和当事人提供降低开支的有效诱因，使诉讼在成本方面为人们所承受。第三，我们需要阻止这种可能性：由于建立了强有力的公正和非歧视的反诱因机制，这与目前的诉讼机制不同，人们更容易提起诉讼，从而将刺激诉讼。”[11]由朱克曼教授提出的全局性司法改革的有机构成可以看出，英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一次从哲学基础到具体制度，从民事诉讼程序到各个配套制度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对司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然而，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实际经验的缺乏，许多改革措施明显带有中国改革过程常见的特点，即每一项改革措施各自分离，各自针对特定的问题，与整体制度设计无关。这种各自孤立的改革措施虽然在特定的时间里对特定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解决整个系统的有序运转，无法使各项改革措施相互促进。因此，尽管司法改革有必要解决目前的一些迫切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望，但改革的重点应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良好的系统和结构。[12]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我国的司法改革仍然只是司法机关“自身内部”的事情，有关机关所提出的“改革纲要”、“改革实施意见”等也都是在其内部所进行的改革。即使是在改革力度最大的法院与检察院两家机关，也没有体现司法改革目标的同质性和改革进程的同步性。最高法院提出的改革目标是确保独立审判，以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最高检察院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应有职能，加强对侦查、审判工作的法律监督。囿于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对于涉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体制、权力配置等全局性的司法制度问题，法检两家在各自制定的改革目标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实际上也没有资格论及。还必须指出的是，法院、检察院两家的权力配置本身就是需要改革的，所以目前这种由各家自查自改的状况难免会出现两家之间因扩大自家权力、限制对方权力而引起的冲突。事实上，由于权力、利益、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法检冲突”的存在已是公开的事实。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司法改革基本上是在司法系统内部进行的改革。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改革措施与现实情况的脱节，难以与司法制度外部环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衔接、共同发展。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的条件下，那些在自我封闭状态下出台的各种司法改革措施，或实施受阻，或自然终止，应是预料之中的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