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强制答辩
我们民诉法规定，被告不答辩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这是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前提下规定的，这种做法可能造成诉讼的拖延，如果审判无限期的拖延就会毫无意义。诉讼不仅要公正，而且要有效率，如果只是结果判对了，但是争议的标的都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就不能说是有效果了。原告起诉，被告却不予答辩，在开庭时突然袭击就不符合最起码的一对一的对抗标准。在别的国家，比如美国，原、被告的诉答可能要经过两轮甚至最多，在美国，当事人自己送达。送达问题也可以有所改变，现在很多法院和邮局达成协议，居委会负责送达也是很好的办法，如果完全依靠法警可能会给法院造成很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为了避免无限期的拖延必须规定强制答辩制度。如果不答辩就视为承认起诉状的内容，按原告的请求判决。
(四)关于保全
民诉法规定的保全措施非常混乱，原有的诉讼保全、诉前保全都是财产保全，实际上是我们在民诉法制定的过程中没有将该制度学全、学好，当时只是参照了苏联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德国从中世纪就有假扣押、假处分的做法。所谓“假”，就是暂时之意。他们除了对财产进行保全之外，还有行为保全，所谓“定暂时状态”，我在河北邢唐县遇到一个案子，叫庄基伙道纠纷，“庄基”就是宅基地，在农村别的农民占了我一尺的土地，可能就要打官司，成为世代仇人，这种案件在我国因为缺乏行为保全，对案件的处理非常的不利，假处分、假扣押就是发布一道命令，让已经占有的保存原有的状态，被占的一方不能拆掉，在未判决之前不准动。比如知识产权案件，现在有个强制令的保全措施，海事案件有个扣船的保全措施，如果不扣住船，很难打官司，只要扣住了就有管辖权，船在这里，公司赔不起，就把船卖掉。
(五)关于法律审
我国是四级二审制，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都办一审案件。实际上，最高法院不应受理第一审的案件。最高法院的职能，不在于审理案件，在中国的情况下主要是制定司法解释、编篡案例和统一法律在全国的适用。如果办理案件太多，这些功能就可能发挥不出来。如果要办理案件的话，只能进行法律审。中国由于国家大，人口多，案件多，完全由最高法院办理法律审，可能难以承担，可以设想三审由省高院或者最高法院进行审理。中级法院难以承担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因此建立三审制是有必要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进入法律审，法律审应该只审查法律问题，而不审查事实问题。这样无论程序法或者实体法都可能上诉到省高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什么是违反法律?应该是重大的法律适用问题，应由上级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而非地方法院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社会的变动很大，在法律上很多问题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不解决，当事人可能会闹。有一个案件是下岗职工的选举权问题。有几个下岗职工，原单位没有给他们送选民证，一方面下岗心情不好，而且不但下了岗还没有选举权，有人就说他们没有正式公民的资格，因为这个事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几个人的家属，状告单位，要求精神赔偿及损害，这个事不能说不能受理，但是如何赔，赔多少?法院拿不准，找了几个专家论证，我也参加了，认为应该受理，《民法通则》虽然没有规定，但是应该给人家个说法。根据什么理论来赔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法院予以审查，这种新类型的案例，应该制成判例。不给选举证，单位有失职情况，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权，由于也间接的引发了精神病，治病的花费、精神抚慰费也应该赔偿。针对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司法应当有所作为，填补法律的漏洞，当然也应当有所限制，这种限制就是通过法律审来决定的。这里面有一个司法能动的问题，司法不能一味地消极的、被动的，还应该主动的应对社会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