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首先，如前所述，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危害性极大，已经严重危及公共安全，需要刑法的介入，保护公众安全，保障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交通秩序，而刑法的介入和交通行政法之间并不会冲突。刑法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只是针对交通行政法无法充分评价和调整的严重违法行为，以此来满足人们对交通安全的要求，而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还是由交通行政法处理，通过明确的立法，二者之间的界限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其次，所谓会造成刑事案件激增，也不应该成为理由。正是由于危险驾驶的严重违法行为大量存在，危及交通安全，才需要刑法介入调整，通过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减少这些行为的发生，这才是刑法的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程序上作优化调整，以适应现实需要，达到刑法的目的。确实，由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大量存在，刑法介入，会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导致“刑罚通货膨胀”和刑罚感受力下降{10}。为了避免这样情况出现，就需要明确刑法只针对严重违法的危险驾驶行为，而且应该注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再次，对于从立法经济性角度出发，主张运用司法解释替代修正刑法的观点，也存在问题。刑法不仅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具有行为规制机能，即刑法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给予刑罚处罚，表明该行为是被法律禁止的，不被允许的（评价的机能），同时命令人们作出不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决定（决定机能），据此防止犯罪的发生{11}，行为规制机能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只有当公众能明确知道刑法禁止的行为，才能依据刑法的规定调整自己的行为，避免实施犯罪。如果刑法的规定过于简单，甚至将一些罪与非罪区分的重要内容，委之于司法解释，则难以发挥其一般预防功能。尤其是在交通领域，我国道路交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普遍还不是很强，汽车文化还有所欠缺，规范、礼让、文明等驾驶习惯还没完全建立，充分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让大家明白什么样的交通行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就更显重要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也予以刑罚处罚，如日本、德国、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