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合法获取的实物证据，赋予法官裁量排除权。我国《非法排除证据规定》对非法口供排除的范围相对较小，仅包括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的口供，并且我国未规定被告人不自证其罪权及被告人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相对法治发达国家，我们的规定已显宽松，若对非法口供所衍生的“毒树之果”一概不予排除则会使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形同虚设。试举一例来说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刑讯后根据被告人口供从一隐蔽处提取到沾有被害人血迹的作案工具尖刀。若将被告人口供排除而该尖刀可以作为证据庭审质证，则庭审法官要对尖刀的来源进行审查，此时公诉人指出该尖刀系根据被告人供述获取，依据常识只有将该尖刀藏起来的人才会知道藏匿地点，这无疑会增强被告人有罪的心证效果。在不排除物证尖刀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也会受到鼓励，先非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然后再收集相关物证，最终仍会取得成功追诉的目的。然而，彻底排除“毒树之果”的做法也不可取，会造成对犯罪的惩治不力。我们可以赋予法官一定的排除裁量权，采取利益权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为取得口供采用暴力的程度、被告人所涉嫌犯罪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等因素，对“毒树之果”裁定是否予以排除。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规则，对有“独立来源”、“必然发现”的“毒树之果”不予排除。如上述例子中的尖刀，若该尖刀系在被告人家中获得，则即使被告人不供述，侦查人员也能通过合法搜查获得，此时该物证不予排除；若该尖刀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则依据指纹亦能使裁判者获得该尖刀系被告人所使用的心证，此时该物证也可不排除。总之，对非法口供衍生的“毒树之果”是否排除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应赋予法官排除裁量权，使法官能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是否排除的决定。
【作者简介】
林铁军，单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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