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情况下，上述不同种类划分的群体性事件相互交织—在同一起群体性事件中，维权中夹杂着泄愤，泄愤的同时也在维权，因此，既可以说它是维权型群体性事件，也可以说是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在造成较大影响的骚乱时，也可以说是骚乱型群体性事件；在同一起群体性事件中，既有犯罪行为，也有治安违法行为，也可能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抗争属于合法行为。同时，不同种类的群体性事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维权型群体性事件处理得不好，也可能造成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从法律性质看也是如此，一般意愿表达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犯罪这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可以动态转化的，如果一般意愿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及时、应有的处理，很容易转化成群体性治安事件甚至群体性犯罪。
对群体性事件的上述不同分类方法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角度去分析对群体性事件的反应，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群体性暴力事件。
二、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本质特征—仇恨犯罪
笔者认为，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的8种客观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外在表征，而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最本质特征是：一般包含着仇恨犯罪，或本身就是“仇恨犯罪”—由于行为人自身、行为人家庭或社会等因素导致的对他人、国家机关、特定群体或社会的仇恨而引发的犯罪。[3]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包含着仇恨，维权型群体性事件常常是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前奏，骚乱型群体性事件则是由泄愤转向骚乱，将仇恨、愤怒情绪由发泄于特定的对象转向不特定的对象，属于“仇恨转嫁”。
群体性暴力事件有其将仇恨外化的行为与结果，有共同的“场合表达行为”。之所以诉诸暴力，是因为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一般都存在着因某种诉求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的“欲求不满”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容易演变成“仇恨”。当然，这种仇恨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仇恨对象，因此是一种广义的仇恨。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是众多的行为人有着共同的或类似的境遇—虽然是偶然事件，但是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参加者“日益发现自己与某些不公平事件中的受害者处于同样的境地，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会不会噩梦成真只是一个运气和概率的问题。失去安全感带来了物伤其类式的愤怒。而且，总能找到比自己付出更少、得到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原因则是见不得光的背景关系或潜规则等，这种相对剥夺感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包括利益和公正两方面。”“这些事件背后，都有民众无名的怒火。这不是一种具体的气、愤、怨、怒，不是特定之人对特定之事的怒气冲天，而是如石首事件那样，是不特定之人对特定之事的集体性的义愤填膺；或者是特定之人对不特定之事产生的愤怒，比如某位网民对层出不穷的爆炸性事件的愤愤不平，比如某位进城务工人员对受到经常性歧视的藏怒宿怨。当然，这二者也存在重合之处，存在这样一个共同、本质的特征，我将其称之为‘抽象愤怒’，以与一人一事的愤怒相区别。”{6}
笔者认为，这种“普遍和长期的”“抽象愤怒”就是一种抽象的仇恨，也可称之为“隐性仇恨”。相对的，那种因为具体事而对具体人的仇恨就是具体的仇恨，也可称之为“显性仇恨”。愤怒是即时的、反应性的、应激的，它是动物的本能。某一刻的爆发不由自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本性使然；而仇恨是深层次的、累积的，它不是“愤怒”那种即来即去的冲动，而是压抑积蓄的，甚至可以是表面冷静的，也可以说，仇恨比愤怒更可怕。但是，二者难以截然分开，常常同时存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感觉受到了伤害而愤怒，在得不到有效解决、情绪得不到释放时蓄积成为仇恨；另一方面，群体性暴力事件中的愤怒，有些是长期蓄积的“仇恨”情绪的爆发、外化，因此这可以说是“由内及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