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交易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也难以明确划分，应坦率承认之间存在竞合，在同时符合强迫交易罪与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时，从一重处罚即可。
（八）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该罪既侵害了车票、船票、邮票等有价票证的公共信用，也侵害了购票方的财产权，所以，实施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可能既构成该罪，又构成诈骗罪；在未达到倒卖有价票证罪定罪起点，但达到了诈骗罪定罪起点，理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在同时达到二罪定罪起点时，应当从一重处罚。
（九）绑架罪
绑架罪侵害的主要法益是人质的人身自由与生命、身体安全，次要法益是他人的财产权。理论上没有争议地认为，应以人质是否实际被控制，即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否被侵害，作为判断绑架罪既未遂的标准，不以他人的财产权是否受到现实的侵害为认定既遂的标准。由于绑架罪既侵害人身自由，又侵害财物（仅就勒索财物型绑架罪而言），因而，在构成绑架罪的同时，还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与敲诈勒索罪，从一重处罚的结果通常是以绑架罪定罪处罚。
（十）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通说教科书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体（即法益）是人身权利中的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客体是人身的不受买卖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结果犯，只有买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才构成本罪。[5]另有教科书指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体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权利。从构成要件看，以出卖为目的是本罪的主观要件，拐卖是行为要件。因此，构成本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的拐卖行为是否成立为标准，而不是以出卖的目的是否实现为标准。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六种法定的拐卖行为之一，即可构成犯罪的既遂。[6]
本来，二罪并非复法益犯，不应在本文中讨论，但在理论上存在二罪系复法益犯的主张。笔者认为，二罪均为单法益犯，即仅侵害了妇女、儿童不应被作为商品出售的人格尊严。诚然，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常常伴随人身自由的侵害，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还包括了绑架、强迫卖淫、致被害人死伤等行为。但是，评价某罪所侵害的法益，应以基本犯为参照，而不应以加重犯为参照。从拐卖、收买的本来含义及立法目的来看，二罪所阻止的结果是妇女、儿童被作为商品买卖，而不是人身自由、性自由、生命、身体安全。也就是说，即便拐卖、收买妇女、儿童过程中没有伴随人身自由、生命、身体安全等法益被侵害，也应认为只要妇女、儿童被作为商品买卖行为的完成、妇女、儿童的人格尊严被侵害，就已构成既遂，至于人身自由、生命身体安全等法益被侵害，要么是加重犯评价的对象，要么是非法拘禁罪、杀人、伤害犯罪等评价的对象。
上述“构成本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的拐卖行为是否成立为标准，而不是以出卖的目的是否实现为标准”的观点似是而非，因为何谓“拐卖行为是否成立”不得而知。固然，刑法第240条第2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专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但也只能认为，该规定意在提醒司法人员注意不要忽略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中各成员的分工合作行为，而不是说，只要实施了拐骗行为，就已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否则，妇女受拐骗后前往被收买地点途中被解救的，也已既遂，恐怕连被害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已经被拐卖了。而且，既然本罪所欲阻止的是妇女、儿童被作为商品买卖、人格尊严受侵害的结果，当然应以“商品”是否被交付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