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按照民行检察设置的复议程序，检察院受理审查的案件，如有争议，一般经部门集体讨论方可结案，无争议的，也要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方可定论。立案审查的案件，除上述程序外，还须分管检察长批准方可终止审查。如因申诉人持异议又另行指定专人复议，将监督程序从制度上再次细化，带来的弊端一是复议程序没有法律依据，操作难以规范；二是同一部门设置两道程序，复议形同虚设，很难发挥制约作用；三是重复劳动，同时也给申诉人提供了缠诉机会。
（四）民行申诉案件息诉不只是检察院一家的事情
民行息诉工作中遇到的部分问题，常常单靠检察院一个机关无法顺利解决，需要其他机关的配合、协助工作。特别是当法院的裁判正确，而申诉人又不断向检察院申诉的情况下，民行科承办人员应当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找准症结所在，对症下药。这类情况是司法工作中比较难办的，当法院判决、裁定出来以后，因为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协调的难度大，使裁判的执行非常困难。因此，检察院应当在与法院进行沟通、协作的基础上，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尽快克服困难予以解决。必要时，还应当提请人大、司法行政部门给予有力的支持。另外，对于多数申诉案件法院、检察院、信访等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制度，使得多头申诉、上访的案件多个部门可以结合本部门的职权共同处理，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审查和彼此之间产生不必要误解。然而，现行的检察院内部工作要求过分强调了检察机关的责任，客观上弱化了其他机关和职能部门的作用，使检察官们常常处在“主持人”的窘境。[6]
四、完善民行申诉案件息诉的若干法律思考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由于检察机关开展息诉工作，特别是通过受理法院一审、二审后直接生效的裁判案件，然后提出检察建议、提出抗诉以及做好息诉服判，直接减轻了基层审判机关的工作压力，有效缓解了基层诉讼膨胀的现状；同时在解决当事人缠诉、维护司法权威、节省法律资源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行检察息诉工作不仅在基层检察院，基层法院甚至是广大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法治进程发展的今天，息诉这个非法定程序的服判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今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结各类案件8105,007件，结案数同比上升2.07％”，其中“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382,407件，诉讼标的额6,827.8亿元；审结一审行政案件95,052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2,323件，涉及赔偿金额3484万元；办理执行案件2149,625件，执行到位金额3,455.8亿元；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97468件。审判质量稳步提高，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占89.72％，上诉的占10.28％。”[7]更加证明了息诉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当前法律法规以及法律制度上并没有对息诉工作做出具体规定，立法上存在真空，使得息诉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检察机关普遍存在重民行抗诉，轻民行息诉的现象。最高检察院对息诉服判工作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在法律法规没有对息诉权利义务明确化、具体化的情形下，民行息诉工作呈现“只有经验可借鉴，没有规章可遵循”的现状。因此，笔者通过一定的调查与对检察机关的实地考察，对申诉案件息诉服判在法律完善方面进行一次粗浅的探讨。概括来说应该是：两大标准、五个制度、二元报告模式相结合，即“2＋5＋2”的法律构想。
（一）确定民行申诉案件息诉的两大标准
在法律层面探讨息诉标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息诉启动的四要件，即息诉的法定条件，这个要件是不同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要件，也不是单纯的抗诉以外的案件都归入息诉；二是息诉终了的两要件，现在我国各级检察机关都没有一个息诉终了的标准界定。因此，本文将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展示对这两类标准的初步研究。
1.息诉的法定条件
提及息诉的法定条件，首先要明确我国对检察机关抗诉条件的规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未生效的判决、裁定即使有错误，检察院也不能通过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生效裁判既包括一审生效判决、裁定，也包括二审生效判决、裁定。但是，对于调解书，检察院不能提起抗诉。第二、具有法定的事实和理由。所谓法定的事实和理由，即指《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所规定的以下四种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8]：（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再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