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法律规定：“凡告谋反叛逆，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以致聚众作乱，或攻陷城池，及劫掠民人者，斩。若告恶状，不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掩捕）者，杖八十。”[33]它对侦查措施的采取规定了及时性的要求，一遇命案，州县官应“一面差拘凶首，勿使疏脱，一面传集件作刑书，单骑简从，亲经相验”，如拖延不行，“为时愈久，滋弊愈多，死骨有蒸刷之惨，生命含覆盆之冤”。[34]
另一方面，传统刑事司法运作的效率准则体现为各种刑事司法的行为时限制度。《唐律疏议》规定了谋反叛逆犯罪的侦查措施必须在“半日”内采取，除非“人众既多，须得人兵器仗，如此经略，以故违时限而失罪人者，不坐。”[35]否则，超过“五十刻”的时限规定，即要负刑事责任。普通命案和财产犯罪的侦查缉捕工作必须在“一日”内展开，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大清律例》对各项侦查措施的时限规定更为细致和系统。“盗贼捕限”条用限定侦审的总体期限设定了侦查活动的总时限，并为不同根据、不同性质的刑事案件规定了不同时限，不同侦查行为也配置了不同时限，还规定了各项侦查行为时限的“展限”条件和新时限，对时限的起算时间也做出了规定：[36]
直隶各省审理案件寻常命案，限六个月；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发掘坟墓一切杂案，俱定限四个月。其限六个月者，州县三个月解府州，府州一个月解司，司一个月解督抚，督抚一个月咨题。限四个月者，州县两个个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抚，督抚二十日咨题。
清朝的“捕亡”时限制度集历朝律法之大成，比之前代，更为周密。根据案发情况做不同的时限规定，并区别刑官的不同职责分别科责，还对延宕时限的缉捕责任人予以有差别的处罚。[37]
凡捕强窃盗贼，以事发于官之日为始限，一月内捕获；当该捕役汛兵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捕盗官罚俸两个月。
六、协作准则——传统刑事司法运作之权力整合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国家以小农经济为命脉和根本，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历代王朝都把农民通过身份关系束缚在土地上，以保障小农经济的稳定。传统法律设定户籍等一系列制度，限制农民流动，维护国家的农业生产秩序。此外，对于地位低下的部曲奴婢也严格限制其流动，清王朝甚至还在刑部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38]专门追捕逃亡奴婢，以严格的身份约束人口的流动，维护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
在官吏治理地方时，传统中国按照一贯的限制人口流动的国策，也严禁官吏越界，即使在执行刑事司法任务过程中也不得越界司法。秦时，“郡县除佐，事它郡县而不视其事者，……以小犯令论。”[39]汉时，沿袭对地方官吏越界的法律限制，擅离本管地限者将受到惩治，“皇甫规自诬案”即体现此项法律限制：[40]
（皇甫）规为人多意算，自以连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上郡太守王旻丧还，规缟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公违禁宪，当急举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