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以“务实”为其证据基础，[10]并将证据收集作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刑事司法体制嬗变过程中，发展出了种类繁杂、较为科学的刑事调查取证措施体系，使得传统刑事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大为增强。早在周朝的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刑官即可命理“瞻伤、察创、视折”，[11]收集法医物证；并出现了 “五听”侦讯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三刺”取证法收集证人证言，形成了粗疏的刑事调查取证措施体系。[12]
及至秦朝，传统刑事司法在取证措施体系上和谋略理论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已有史料来看：秦朝刑事司法活动尤以现场勘查最为发达。秦《封诊式》对现场勘查进行细致规范：从现场勘查主体到现场保护，从现场查验到现场记录，都有具体规范可供遵循。在随后的帝国历代王朝刑事司法实践中，物证检验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时的物证检验这种取证手段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南宋提刑宋慈所著《洗冤集录》记录了当时极为发达的法医物证、物证检验等取证措施。
传统刑事司法对言词证据的取证措施也至为关注，除了畸形发达的刑讯取证措施外，其他言词取证措施也较为发达。“五听”讯问方法渊源于奴隶社会长期积累的讯问经验，在秦以后的帝国历代王朝刑事司法运作中得到以进一步发展。历代刑官在自己折狱体认的基础上，对讯问措施研究作了进一步发挥。如在“五听”基础上，汉代就发展出了辗转讯问、侧面迂回的“钩距”讯问法。“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推，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13]以至于一直到了清代，“五听”侦讯措施还在侦查领域中被发展沿用，清人王又槐就在他所编写的《办案要略》中反复强调要在审理案件中善用“五听”讯问法。
传统刑事司法对调查取证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取证具体措施方面，还表现为取证措施的“据证”和“形迹”等谋略理论上。主要表现在：其一，传统取证措施衍化出“据证推事”的精辟概括。三国两晋时期，即有人提出：“拷不承引，依证而科”[14]。而隋朝的重臣裴政更为简练地指出：“凡推事有两，……，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15]清代王又槐认为：在调查案件过程中，“最宜祥核确情，揣摩校勘，不可误执臆见，刑求株连。”切切“不可捕风捉影，悬揣刑求。”“一切暧昧案件，若不执有确据，只凭犯供数语，安知非畏刑诬认，难保不翻供而呼冤。”[16]
其二，刑官们从丰富的传统刑事司法实践中抽象出了“形迹推事”的精辟论点。传统刑事司法人员很早就关注犯罪行为所遗留的痕迹，秦《封诊式》所载之六则“爰书”中，对血迹、足迹、手印、工具痕迹等多有记录。到了隋唐时期，调查取证更加强调“形迹”，若无视“形迹”，主持刑事司法活动的刑官要入罪处理。隋开皇年间，在“元褒自诬案”中，附有刑官之责的元褒即提出：“牵率愚诚，无顾形迹，……至令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17]
其三，从中国传统刑事司法取证实践中升华出了“情迹结合”取证理论。在西周“五听治狱”的基础上，宋代郑克提出“情迹结合”的理论，将案件具体情况、人情世故、事物发展规律和各种证据痕迹结合起来，判断案情。他通过“宋文证迹”案例指出“鞫情之术，有证之以其迹者，宋文是也。”[18]并通过其他案例分析，论述了口供与物证相互关联、相互映证的调查取证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