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戴玉忠大检察官对熊选国大法官的发言进行了回应，认为他的观点整体是积极的，但有几个具体问题还需商讨：对检察院派员出庭简易程序审理提出保留意见；对于取消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应慎重；要求所有证人出庭难以做到，且成本太高，应该加以限制；赞成给法院一定的退回补充侦查的权力，但不赞成退回到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那样。
陈光中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关于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即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应然应推动现实向前进，实然不是机械地反映现实，讲实然应考虑应然。主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以宪法为依据，这就是实然，虽然有些问题从应然角度看不很理想。立法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民众和学者期待的反映，如果不反映期待，立法很快就会过时。另一方面，法律思维同一般思维的关系。法律思维是针对法律的特殊性的思维。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只用一般思维，不要法律思维，也不能只讲法律思维，不要一般思维。二是刑事赔偿问题。他认为刑事赔偿法应是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之一。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思路
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论研究，应该首先注意克服目前存在的一些比较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研究问题也好，提立法建议也好，不能“屁股指挥脑袋”，不能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出发，为本部门、本单位争权夺利。有的学者指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部门利益之争已经严重影响到刑诉法的统一性，严重阻碍了刑诉法修改的顺利进行。那么未来刑诉法修改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公检法三机关绝对不能再单独颁布司法解释，为自己授权，架空刑诉法，而只能通过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相应立法解释来解决新问题。有的代表则认为，由于各部门所处的位置不同，法律赋予各部门的职责任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自然会不同，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关键是大家都要适当地换位思考，学界要理性地对待实务界的意见，实务部门也要理性对待学者的观点。还有代表提出学界要适当关注实际操作层面的诸多难题，使刑事诉讼制度向着更便利、可操作的方向发展，学界和实务界要加强沟通、增进了解。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范围问题。有的代表建议要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全面推进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换言之，刑诉法的修改不应采取修正案的方式，因为刑诉法不同于刑法，刑法的个别修改不影响整体，而刑诉法修改牵一发动全身。有的代表则主张局部改良，采取修缮的方式修改部分急需修改并且达成共识的内容。还有的代表则认为，学界对修改刑事诉讼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虽然我国的刑事司法正在朝着规范的方向发展，但我国宪法关于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没有变，司法体制没有变，传统的司法观念还很浓厚，目前又处于社会转轨期，刑事犯罪高发，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做太大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