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加强对公安司法机关相关人员计算机和互联网基础知识的培训，消除对电子证据的恐惧感和神秘感。我国目前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所承办的案件多以传统案件为主，与计算机或网络犯罪关系不大。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犯罪，甚至是普通犯罪，也与电子证据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公安司法人员了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相关基础知识，是他们在未来执法过程中必须具有的知识储备。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培训课程，培训一些计算机和网络的基本知识，例如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计算机病毒、网络与Internet、IP地址、数字签名等术语，了解计算机运行和网络传输的基本原理，消除对电子证据的恐惧感，并且能够具有一定的分析、判断电子证据的能力。只有我国的公安司法人员对电子证据及其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在工作中积极收集和运用电子证据，才能真正做到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普及。
其三，鼓励电子证据领域专业公司的介入，参与电子证据的搜集和鉴定工作。电子证据的搜集，很多都涉及到非常专业、非常尖端的专业知识。例如，从几乎烧毁的磁盘中寻找相应的数据残片，进而恢复信息；破获一些数据库的密码等。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可能并不具备特别强大的研发能力，可能对于某些涉及尖端科技的电子证据力不从心。因此，应当在我国扶持和发展一些信用良好的相关公司，协助公安司法机关解决电子证据技术方面的难题，参与电子证据的搜集和鉴定工作。
其四，参照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加强电子证据方面的国际合作，做到技术与信息共享。目前在电子证据和计算机网络犯罪方面还没有具有约束性的国际公约。欧洲理事会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国家层面所能采取的措施做了详细规定，同时，也对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作出了约定。虽然该公约是欧洲理事会组织签订的条约，但由于电子证据问题的严重性和全球化，很多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签署或加入了该公约，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6]。我国虽然并不必要马上将是否签署或加入该公约列入法治议程，但可以参照该公约的相关条款，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同时，由于计算机犯罪的全球性，加强电子证据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携手打击电子证据，也是我们下一步解决电子证据相关问题的重要内容。例如，我国可以与国际高科技犯罪监管协会(POLCYB)[7]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交流电子证据方面的相关技术，加强电子证据方面的学术交流。我国还可以通过司法协助和司法互助等方式，积极促成中国在打击计算机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