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仲裁的灵活性和自治性，可以把它与调解制度作一类似的比较，即只要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且仲裁庭不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利益，就应当允许其适用规则有较大的自由度。
其次，仲裁和民事诉讼虽然同为私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但是仲裁与民事诉讼相比毕竟有其本身的独特性，按照特别规则优于普通规则的法理，仲裁庭应该首先适用仅适用于自己审理案件规则的《仲裁法》和各仲裁规则。
基于以上的思路，笔者以为，可在仲裁法中明确规定：在仲裁证据方面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直接适用《规定》，仲裁庭可以自由裁量证据的适用规则，但是应当以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为前提，且不得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得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利益。如果作出此类明确的规定就可以在四者之间理顺关系，使得仲裁实践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处境，同时又享有适用证据规则的相当自由度。在完善的具体操作方面，上文在具体分析时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作者简介】
汪祖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
【注释】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2 条规定， 除非当事各方随时另有书面约定， 仲裁庭有权命令任何一方当事人将其与仲裁标的有关的财产、现场或者物品置于仲裁庭的控制之下， 以便仲裁庭、任何其他当事人或者其专家、仲裁庭指定的专家勘验。
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持续过程中， 可能导致举证责任不再具有确定性、举证责任开始游移不定， 参见叶自强： 《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第187 页。笔者不赞同这个观点， 举证责任从诉讼一开始就是确定的， 并不会随着诉讼的进行而转移。
Supra Note Stegn ， Arbitration in England ： The Current Is2
sues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yer Nov1987 ， P241 参见吴焕宁、李敏： 《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的获取和法院的协助》， 载《仲裁与法律通讯》， 1997 年第6 期， 第40页
如1993 年《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第31 条第2 款规定：“仲裁员应对证据的关联性的实质性作出审查， 但不必遵循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