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证明价值上，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鉴定不如常染色体DNA鉴定，但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鉴定有自身的优势。一些应用常染色体分析受限的物证，例如当混合检材中女性DNA比例较大、男性DNA较少时，用Y染色体分析往往可以得到结果；在轮奸案件中，用Y染色体比常染色体分析能更清楚地确定参与人数。至于线粒体DNA鉴定，有专家已经指出：“高度降解DNA样本用核DNA分型系统检测往往无法得到结果。但是，用线粒体DNA则可能从环境破坏的DNA获得信息……从线粒体DNA获得分型结果比从核DNA得到多态性遗传标记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尤其对于那些DNA提取量非常少的案例，如骨骼、牙齿和毛发等。”[6]（P.179）基于此，在司法实践中，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鉴定经常被作为常染色体DNA鉴定的重要补充形式。
如果办案人员不能正确理解DNA鉴定结论的概率性含义，尤其是不能正确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DNA鉴定结论，就可能会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对此，法医学学者指出：“关于线粒体DNA鉴定结论，不同的实验室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述……这些结论的理解对侦查和判案有重要的影响，理解偏颇会将案件向错误方向引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例子。”[9]（P.46）
【作者简介】
陈学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注释】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编号：07JC820013）和对外经贸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霍华德•科曼、艾利克•史威森：《法庭上的DNA》，何美莹译，台湾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麦高伟等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林钰雄：《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吴洣麓：“人造多胞胎之灾”，载《北京科技报》2009年10月12日。
吴梅筠：《法庭生物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John M．Butler：《法医DNA分型》，侯一平等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陈学权：“程序法视野中的法庭科学DNA数据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6期。
邓亚军：《DNA亲子鉴定实用指南》，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
袁丽：“论DNA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研究”，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