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否定法院的证明职责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而会影响社会和谐。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受英美正当程序理念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审判的消极性、被动性及形式上的中立性，在当事人举证意识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举证义务，过分限制甚至否定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权，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简单地按照举证责任处理，结果导致对案件的上诉、申诉增多，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受损。近年来，为了寻求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出路，重塑司法的公信力，法院系统开始注意继承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强调法官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义务，纷纷推出了系列新型有效的审判方式，如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推行互补型审判方式，主动“出诊”，帮助举证能力较弱的当事人调取证据，达到了“案结事了”的效果；[17]陕西省陇县法院推行能动司法，倡导“就像足球裁判，满场来回移动，就是在调查球员的情况，球到谁家都要跟，这并不否定他公正的立场。中立是指裁判时的中立，而不是查明事实上的中立。不能因为裁判随球运动就说其不公。”“不能用形式中立代替实质中立。查明事实，使其更加接近客观，就是最好的中立。如果法官坐视案件事实的认定出现偏差，就不是中立，而是对不利当事人一方进行的司法二次伤害，这比纠纷的第一次伤害可能危害更大”，结果取得了“案件审判质量明显上升”，“化解了一大批历史遗留矛盾纠纷”，“解决了一大批涉诉信访案件”，“实现了执行工作良性循环”等效果。[18]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院承担证明职责，意味着如果法院未尽职责，也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例如，一审判决的有罪证据不确实、充分，被上诉、抗诉后，可能被二审法院撤销或改判；二审裁判生效后，也可能被再审程序推翻，以至于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当然，我们主张法院承担证明职责，仅仅是强调法院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本身负有查明的义务，也就是说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仅仅限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本身，调查证据应在控辩双方举证完毕之后进行，这种调查是对控辩双方举证的补充和核实，而不是说法官可以越俎代庖，代替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包揽法庭上的一切证据调查，更不是说法院可以违反不告不理、诉审分离原则去任意地调查一切事实真相。
确立并坚持公安司法机关及办案人员的证明职责理念，在立法上就要坚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诉讼原则不动摇。近年来，在法律真实观的影响下，有学者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提出了质疑，主张用“以证据为根据”取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在于：首先，“以事实为根据”比“以证据为根据”具有更准确的含义。诉讼中，基于证据裁判主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离不开证据。然而，简单地以证据为根据，通过证据认定出的“事实”（即所谓“法律事实”）可能会与客观事实不符合，形式地以此种“事实”裁判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以事实为根据”不仅要求法院的裁判必须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为根据，而且还强调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必须尽可能与客观事实保持一致。因此，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证据为根据”，有助于增强办案人员寻求事实真相的内心驱动力，消除办案人员在寻求事实真相过程中的懈怠情绪，减少案件在“形式真实”、“法律真实”下了结。其次，长期以来，这一原则已经得到我国社会公众和公安司法人员的广泛接受，甚至成为司法工作的口头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上，联合国有些法律文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联合国1985年11月29日通过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19] （P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