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立法（下）
——以法院诉讼行为为研究对象
廖永安;雷勇
【摘要】从监督、制约的词义解读入手，对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界定，并从审判权的产生、审判权的属性以及审判权行使的主体三个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确立的必要性进行了剖析。然后，根据权力制约模式间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我国民事诉讼运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构建一个以当事人监督制约机制为首要机制，法院监督制约机制次之，检察监督制约机制排位最后的呈三维结构的民事诉讼监督制约体系。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判行为；监督制约机制
【全文】
三、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的立法重构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反复提到民事诉讼监督制约的实质是对法院审判权的监督与制约，即对权力的制约。对于权力的制约模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即“以道德制约权力”和“以法律制约权力”。由于道德具有极大的不可靠性，仅仅指望人的德行通过教化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绝非容易的事情，至少在我国现阶段是难以实现的。故此，我们把研究的主要力度放在了后者“以法律制约权力”上。“以法律制约权力”又可细分为两种模式，即“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和“以权力制约权力”模式。正如谢晖先生所言：“如果说孟德斯鸠、杰弗逊等创造了以权力制约权利的理性基础的话，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创造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理性基础。”[1]不过有个别研究者似乎不大赞成这种观点，认为权力制约必然具备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每一种权力在法律上都必须有明确的分工与界限，有着自己独立而非无限的疆域，认为权力分工是权力制约的基本前提，也是权力制约的实质标准；其二是制约者本身必须具有因制约所需的实力和法律地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机关不具备与被制约者对等的法律地位，不具备制约所需的强制力、执行力以及法律权威，权力制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权力制约只能发生在对等的、处于同一层面的权力间的相互制约上，“以权力制约权力”才是权力制约的惟一模式。而权利因不具备权力制约的两个前提条件，只能成为权力制约的诱因而非本体[2]。也有研究者对此作了自己新的理解，认为从监督的逻辑结构上看，任何一项监督都有三个相互联系、前后相继的环节（又称三要素），即“监督信息的获取与传送”“监督主体向被监督对象提出监督建议”和“监督制裁”。监督信息的获取是整个监督活动的起点，监督建议是监督活动的核心，而监督制裁则是监督者权威性和制度上的保障。但与前位研究者所不同的是他肯定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模式，认为民众作为监督主体，虽然对被监督者没有直接的法律强制手段，但其拥有的政治自由，即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也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性强制手段[3]。在我们看来，前面两位研究者之所以会对权力制约模式产生不同的理解，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对“制约”的内涵外延进行界定时出现了分歧。前一位研究者将“制约”拟作为一个动态且能够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控制过程，将监督制约对象则拟制成一个必须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强迫才能接受监督主体监督建议的权力主体，认为无论是单个公民还是人民群众，都不应成为监督主体。后一位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位研究者的观点相一致，他将监督的过程从逻辑上划分为三个环节，即监督信息的获得与传送、监督建议的提出以及监督建议不被接受时对被监督者所实施的监督制裁。不可否认，该研究者对监督从逻辑结构上的划分具有一定合理性，让我们对监督整个过程有了一个全面而又清晰的认识，为我们在设计监督制约机制时找到了突破口。根据他的论证，监督三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为监督主体。可研究者在文中却是肯定了“没有监督制裁能力”的民众作为权力监督主体的可行性，认为民众具有合法的强制力。不过，我们认为其所论证的“民众合法的强制力”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与单个公民一样，是一种间接的法律效力，其“监督制裁权”最终还是需要“权力主体去行使”，民众只是通过行使其拥有的政治自由权利，即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来为“权力主体”提供监督信息而已，至于监督建议，还须国家机关强制力帮助才能实现。正如我们在论文的开头部分所阐述的，“制约”一词含有“约束、束缚、限制、牵制、制止等多层意义，它是通过对事物划定界限、规定范围、制造对象、建立机制、控制程序、进行评价等方式表现”，既有动态的积极评价，又有静态的约束规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权力制约”也一样，它有对监督制约对象静态的约束规定，也有由制约主体对制约对象进行积极约束控制的动态评价。静态的约束规定，可能会因为受约者不自觉遵循，而需动态的具有强制性控制、制约因素的主体迫使其遵循。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以“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它虽自己不能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因有“权力”作为后盾，受约主体因顾及后面的“权力”，而会自觉接受权利主体的监督。但同时，“权力”不是监督制约对象接受权利主体监督建议的惟一理由，他也可能是因为法官自己认为权利主体提出的建议合法有理而自觉接受。我们认为，只要监督主体所提的监督建议能被接受，监督活动也就算是完成。至于权利主体所提出的监督建议不被监督对象接受时，权利主体可以借助权力监督主体的力量来实现，此时权利监督制约模式也就转化为权力监督制约模式了。由此可见，权利监督制约模式是权力监督制约模式启动的有效途径，是权力监督制约模式的重要信息来源，而权力监督制约模式是权利监督制约模式的强制力后盾，两者共同构成了法律制约权力模式的有机整体。权利监督制约模式所提供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着权力制约模式功能的发挥，是权力监督制约模式运行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没有权力制约模式的强制力后盾，权利监督制约模式功能的发挥也将大打折扣。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一个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需要的是两种制约模式的协调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