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杨度划分五族国民能力的做法还多少有大汉族主义的同化少数民族情节的话，那么，其后立宪派成立的政闻社创社宣言《政温社宣言书》以及政温社主笔蒋智由的《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中，则与立宪派原来的宪政民族观更进一步，也愈来愈接近民国以后“五族共和”的宪政民族政策。在《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一文中，作者主张“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是也”，整合国内各民族的策略，不是“一族为主各族为奴”，而应是“各族皆为主而非为奴”的新式的统一，所以可“以政治权分配于数个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国家主权之一分，而视国家为已所有之物，则对于国家亲切之心日增，即对于民族憎怨之情日减”。[30]作者的这种“五族君宪”，基本上取消了一切限制条件，达到了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公民的平等享有权利，可以说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宪政民族观，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中“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的条款规定，即可发现，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基本达成了“五族平等”的共识。
从近代中国民族建国主义的传入，到汉族单一建国论与五族建国论的政体选择，到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排满问题的激烈论战，一直到最后从五族君宪到五族共和的演化，五族共和说这个清末民初重要的宪政学说的衍生过程，清楚地载明了近代中国的先哲们探求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之路进程。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
【作者简介】
常安，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宪法教研室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宪政史、民族与法律问题。
【注释】 彭武麟、杨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664页。
彭武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研究：以“五族共和”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76页。
《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2页。
《原强》，《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同上，第9-10页。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新民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57页。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7-893页。
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5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3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85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之间论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8页。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6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8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4-76页。
同上。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思想史、政治史研究者，均多关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中的君宪共和之争，为数不多的著作，如王春霞的《排满与民族主义》，对此次论战中的民族因素进行了细致探讨，王春霞以梁启超为论战在《新民丛报》上所撰八篇文章中和排满没有直接关系的仅有两篇为例，指出“排满”问题在双方论争中占有重要地方，见其著第172-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耿云志也指出，“以往的历史著作，凡谈及清末革命与立宪派的论战的，绝大多数都以为民主问题是其争论的中心，认为革命党坚持建立民主制度，而立宪派则反对建立民主制度。争论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民主论战胜了立宪派的反民主论。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至少是过分简单化了。根据争论双方的文字，认为无论是从思想逻辑上看，还是从争论文字的数量上看，其争论焦点是暴力革命和反满问题，真正讨论民主问题的文字，在双方都只占极小的比重。”（见耿云志：《从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另外，查阅当时相关报刊以及《辛亥革命时论选》中的论战篇章，可以发现当时论争的主题除了君宪共和，还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人种学、国外建国史等多方面的内容。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2-113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之时论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0-124页。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3-1665页。
可参见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33期。在该文中，沈松侨指出，晚清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前后二千年间的历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骘、编次甲乙，终至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修建了一座华丽璀璨的殿堂—民族英雄的万神庙。
论战进行期间，梁启超曾希望徐佛苏出面调停，但汪精卫、汪东等人拒绝徐的调停，后梁又托徐佛苏与蒋智由出面与章太炎、宋教仁唔商，章表示可以许其调和，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坚决反对。（见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也正因为如此，胡汉民认为该论战系革命派大获全胜，但从其后革命党人的有关具体政治实践来说，却未必如此。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
张启雄：《“独立外蒙”的主权交涉与国家认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20期。
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348页。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