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西方民族主义与排满思潮的合流，使得本就处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面临极其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同时，过于强调汉族单一建国，也很容易使本就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挑唆离间之下的边疆分裂势力得到口实。所以，到了1903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引介者，梁启超本人，则开始力倡“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即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17]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氏首先介绍了伯伦知理关于国民与民族区别的论断，即民族为民族沿革所生之结果，具有其始也同居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支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等八大特质，子孙相传，遂为民族；而国民一为“人格也，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即国民组成国家并具有国家成员的资格可“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为“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即国民组合成国家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所以，民族为建国之阶梯，但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接下来，梁氏又援引伯伦知理理论，指出单一民族并非建国之独一无二法门，还包括“化其人民而别造一新民族”、“合并同族诸邦为一大帝国”、“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等多种情况，且“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亦不少”。[18]
梁启超之所以长篇累犊的介绍伯伦知理的学说，当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即排满与建国问题。梁氏指出，当务之急是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与政治资格（即新民），革命党人的排满仅仅是建国的手段而不应是建国的目的，其将排满作为建国手段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是由建国主义沦为复仇主义，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危机关头显然属于本末倒置；而且，依照伯伦知理的学说，并非只有单一民族才能完成民族建国大业，即不是只有通过排满才能完成建设现代国家的任务，同时，还要涉及蒙、苗、回、藏等民族，所以，“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体，共同缔造现代民族国家，即五族建国。
2．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中心的论战
双方的论争在1905年至1907年间达到了高峰。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其革命纲领明确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而其中，民族主义为首，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19]民报创刊后，先后就君宪还是共和、排满还是容满等重大政治问题与梁启超等主办的立宪派报纸《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因其特有的宪政思想史意义而一直为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所重视，但多关注的是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其实，当时的论争中论战双方很大一部分精力是集中于满汉矛盾、种族革命还是政治革命等民族观问题[20]；当然，如前所述，君宪共和论争作为一种政体涉及方案或者建国大计，和双方所秉持的排满还是容满等民族观是纠结在一起的，即双方的论争焦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到底是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族共和国，还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君宪。
在民报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连载了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一文，直指梁启超援引伯伦之理的关于民族与国民概念区分的论断，作者认为，虽然民族定义繁多，但不外“同气力的人类团体也”，即同血系、同语言文字，同住所、同习惯、同宗教、同精神气质等要素，同时，民族也为“继续的人类团体”，即长久的结合延续；而国民则为一法学用语，虽然民族与国民一为族类方面言，一为政治方面言，但有一共同之问题也，即“同一之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同一之国民必为同一之民族”。汪精卫与梁启超的民族与国民论调针锋相对，在界定了民族的定义后再一次重申了民族国家意为单一民族建国。而针对立宪派认为满人两百多年来已被汉化，属于同族的观点，汪精卫分别从其所列的习惯、擅长、精神气质、宗教等具体要素方面进行评判，认为“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所谓大民族主义“有类梦呓”，并发出了“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的呼吁。在《民报》的第二期连载中，汪精卫历数了满、汉两族在官制、军制、司法、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指出近三百年的清朝统治为“不平等统治”之贵族政治，而欲破之贵族政治，唯有民族主义，同时，清朝统治本身为“六千年来君权专制之延续”，所以，欲“颠覆六千年之君权专制政治”，[21]必须通过革命实现共和，即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是交织着一起的，要实现国民平等、摆脱专制统治，排满也为第一要务，立宪派试图通过立宪实现满汉平等、实现宪政，均系不可能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