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方“每个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建国思潮的传入，使得孙中山等革命者相信，只有以汉族为民族单位的民族国家构造，才能完成国家稳固、强盛的目标；再加上满清统治者的腐朽统治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之别观得以重新强化，排满和建立汉族国家，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当时革命党人最直接的政治诉求。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则认为应区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在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边疆危机之下，只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合四万万人之力，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狭隘的种族革命只会自伤元气。[3]所以，当时的民族观论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论争，或是承平年代的一般民族治理争议，而是关涉到整个宪政领域中最严肃的主题——建国。
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式政治策略，到“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之五族共和说的正式提出，革命党人这种民族观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路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五族共和这一民国时期重要思潮的思想渊源，正是清末民族观论争等宪政论战交锋的结果。清末的民族观论争，涵盖了宪政、建国、民族观等多种元素，具有显明的宪政思想史意蕴；再加上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说在宪政领域的相关具体实践，五族共和也因此被认为“不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更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一环”[4]
一、救亡图存与民族建国主义
近代中国，用李鸿章的说法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使得一向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割地、赔款，接踵而至，中国陷入了制度、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意识，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的驻日公使郑孝胥，在两年前还嘲笑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但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就在日记中写下了“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5]举国上下陷入一种天崩地陷、忧郁激愤的氛围之中。
也正是1895年，从英伦归来的严复，将西方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并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告，指出达氏书中，独二篇为尤著，其一为争自存，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6]。同时，针对有人认为“今夫异族为中国患，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亡国灭种是杞人忧天的观点时，严复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也”[7]，所以，中国亡国亡种的危机不是内部的族群冲突，而是与外部的白种抗争以自存，只有内部合群成国，才能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中立于自存之地。严复这种同种、合群、建国以自存的观点，是当时其在西方耳濡目染了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竞争之后的一种模糊的民族建国观，而在这种模糊的民族建国观中，西方Vs中国的这种殖民Vs争自存斗争被解读为白种Vs作为黄种的“满、蒙、汉”的种族民族主义式对立，也正因为如此，当后来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后，被渲染成为东方黄种小国战胜西方白种大国的、中国也可由此效仿的理想图景。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两个全新词汇，并根据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进化理论指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8]此后，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又指出，“欧洲之所以发达，世界之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而成…驯而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故今日欲抵挡列强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9]，明确提出运用民族主义，整合全国之人力、物力，对抗列强入侵，进而自存自强的策略。同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氏历数西方诸贤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的历史，并从西方诸民族国家各自人口剧增、世界资源又有限、所以民族主义必然变异为民族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世界大势出发，指出在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扩张面前，“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