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倡换位思考，更需要各方用理性和智慧来化解妨碍换位思考的政治因素。有法律界人士在评论刑诉法修改争议时写道：“有时候，很多关键的问题，不要站在门户之见上看问题。如果都可以换位思考，很多事情是可以达成共识的。”[2]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换位思考是要有政治基础的，而目前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政治基础。
上述种种情况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刑诉法修改不可能把重点放在落实对侦查权的制约上呢？不是的。落实对侦查权的制约，可以部分地寄希望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活动和法律专家、法学专家的职业活动，部分地寄希望于执政党基于本党执政责任、执政利益的考虑，顺应民心所向和时代潮流，朝保障人权、厉行法治、加强对侦查权制约的方向发挥影响力，也可以部分地寄希望于代表侦查权的组织机构表现出足够的理性。
三、将侦查主体自行采取的强制措施纳入相互制约范围
侦查机关无权自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由法院、法官审查决定--这是世界上各法治国家制约侦查权的通例，在我国更应该是落实宪法关于人权保障、建设法治国家和办理刑事案件法院、检察院和公安三方相互制约等方面规定所绝对必须的程序。
刑诉法修改如何落实对侦查权的制约呢？这里不谈理想的方案，只提几点在我国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的修改意见。本来，对公安部门自行采取强制措施，由检察机关批准也能体现相互制约，但毕竟检察院不是一个居中裁判的组织，故还是按法治国家惯例由法院审查批准比较好。基于这种考虑，我建议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一般简称"草案"）关于侦查主体自行采取强制措施纳的相关条款修改成以下内容：
1．关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接受的监督。草案第63条原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草案第63条可考虑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但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须报人民法院审查批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对其没有必要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应开庭审理、及时作出裁定。不服一审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可以抗诉或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以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