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其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在美国产生，还与美国实行的分权体制有极大关系。在美国，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法律，司法部门负责解释和运用法律，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分权与制衡的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美国联邦宪法前十条修正案，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警察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它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警察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因此，美国的立法、司法和侦查（行政）部门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指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排除规则。后来，通过判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确立了违反第五修正案的排除规则、违反第六修正案的排除规则以及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排除规则。[4]排除证据的范围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违反其它法律规定取得的非法证据，毒树之果等等。排除证据主要发生在非法逮捕、非法搜查、扣押、查封，违反正当程序的取证行为，如非法监听等等过程当中。当然，每一个规则都有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也相当的繁杂，它包括资格的例外、善意的例外、反驳被告人的例外、大陪审团审理的例外等等。[5]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价值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其产生之时就倍受争议。可以说，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争论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认为，该规则确立的后果是“只因为警察的微小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对此批评，大法官克拉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说：在有些情况下，这是事实。但是，正是基于维护司法尊严的考虑，如果不得不让一个罪犯自由就应当让他自由。这是法律让他自由的。摧毁一个政府最快的方法是政府本身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它不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克拉克法官的话似乎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法官们的随意创造，而是执行宪法和法律的需要。
尽管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该规则的存在，但毕竟它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而且从其发源地美国延伸到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甚至被一些国际公约所认可。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以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过不正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立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毫无疑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