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必须承认，堵截性条款存在的不确定性，会给执法、守法、司法带来困难，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预留空间，为公权力恣意侵犯公民自由权利提供机会，从而降低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度。为此，必须对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条款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标尺进行严格界定，既要在可能的语义范围内来理解所谓“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同时解释适用的结论也必须符合国民的一般预测可能。[5]
二、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之应然解读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考量，对于非法经营罪所谓“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从以下方面予以解读：
(一)关于“非法经营”的界定
所谓“经营”，从语义上讲是指“筹划并管理(企业等)”。“经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经营”仅限于企业的经营，而且是与生产相对应的一个名词，具体是指企业的生产活动以外的供销活动。而广义的“经营”则包括技术活动(生产、制造、加工)、商业活动(购买、销售、交换)、财务活动(筹集和利用资本)、安全活动(保护财产和人员)、会计活动(清理财产、资产负债表、成本、统计等等)、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六个方面。甚至有人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营活动，只要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经营活动，即经过筹划(含决策、计划)、控制、组织、实施等经营职能，使其达到期望目标(目的)的活动就是经营活动。那么，非法经营罪所谓“经营”究竟如何理解？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初衷来看，该罪的设置旨在维护正常的市场管理制度，尤其是专营专卖制度、经营许可制度，保障市场交易正常、有序地运行，因此，非法经营罪之所谓“经营”只能从狭义上来理解，它是一种企业的营销活动。而从解释学角度说，将个人的营销活动纳入“经营”范畴，并不违反国民的一般预测可能，也符合《刑法》第225条当然适用于自然人主体之规定。但是，不能据此将企业或个人的一切市场活动都认定为“经营”行为，并将非法经营罪视作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兜底罪名。
所谓“非法”，揭示了经营行为的不合法性。关于“非法”的判断，则需要结合《刑法》第225条为非法经营罪所设定的前提条件“违反国家规定”来把握。根据《刑法》第96条的规定，所谓“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就此而论，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则非判断此处所谓“非法”之依据。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的非法经营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