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怎么做（how）也许比做什么（what）更为重要，实施方案的时机选择（timing）和顺序安排（sequencing）也许比方案本身更为要紧。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市场繁荣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但经济发展、市场培育、法治建设乃至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存在千篇一律或是理所当然的普适模式。譬如，对于金融体系尚不成熟、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贸然放松金融监管、开放金融市场，迎来的将可能不是金融升级的福音，而是金融危机的噩耗。在这方面，IMF已经犯过不只一次错误。
因此，IMF必须改变其长期以来对市场的过度信任和对华盛顿共识近乎意识形态化的坚持，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全球金融问题，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方案并适当地加以实施。惟其如此，IMF“便利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以促进和维护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以及所有会员国生产资源的发展”[9]的基本宗旨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二、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监督面前人人平等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基金协定》）赋予IMF的主要职能之一是货币和汇率政策监督。根据《基金协定》第4条第3节和第8条第5节的相关规定，为监督国际货币制度、保证其有效运行，IMF应对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密的监督，并应制定具体原则，以便在汇率政策上指导所有成员国；各成员国应当向IMF提供为进行此种监督所必需的资料，并在后者提出要求时就汇率政策问题同其进行磋商；IMF应当成为收集和交换货币金融问题信息的中心，以便研究协助成员国制定政策，促进基金目的的实现。
从理论上说，这种监督应当是对所有成员，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一视同仁的。尽管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可能会有所侧重，但这种侧重应当是基于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而不是基于发达或新兴市场的身份。换言之，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相比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必然更为成熟、正确和稳健，金融风险必然更小。然而，在实践中，IMF却似乎正是犯了这种想当然的错误，将监督重点倾向性地放在新兴市场和转型市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国内货币与金融状况的监督。面对次贷危机的不期而至及其以燎原之势向全球的迅速蔓延，IMF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不能被想当然，即使是在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10]
事实上，次贷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实则有其必然性。首先，美联储本世纪初以来长期实行的超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泛滥，过度刺激了消费和投资需求，尤其是制造了房地产市场的大量泡沫，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其次，美国政府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华尔街金融巨头过于纵容，听任投资银行的天才们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设计出无数用以分散、对冲、延迟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将本来清楚可见的风险包裹在技术细节的重重迷雾中，既使得投资者目眩神迷不辨东西，也让监管者束手束脚举步维艰。通过杠杆作用，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所涉及的资金总额被累积到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11]并且被全球金融机构广泛购买，其间蕴含的巨大风险由投资银行扩散至商业银行，由美国扩散至欧洲乃至全球，导致次贷危机一经爆发，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最后，美联储的超低利率政策促使大量美元流动性纷纷离岸走向国际市场，造成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严重冲击了各国乃至国际汇率市场的稳定。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市场上大量的美元流动性选择性地流入到了矿产、能源等资源行业的实体经济领域，而且速度和规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国际通货膨胀，进一步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稳定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