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认为保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我国法律规定死亡公民的近亲属享有原告资格，实质上是保护该公民的近亲属的权益。如行政机关对公民财产作出没收、罚款等处罚，就有可能影响该公民近亲属的财产继承权或生活来源等。如果具有原告资格的公民死亡后，不许其近亲属提起行政诉讼，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因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而得不到司法保护。[2](P182)另外，在我国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所以公民死亡后不能享有民事权利，这在民法上是一个定论。同样，在我国行政法中，随着公民的死亡，他们也不再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因此，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规定原告资格的转移，主要还是为了保护承受原告资格一方的权利。
三是认为既保护原始原告可转让的权利（对承继原告而言就是承受的权利），也保护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波及和影响到的承继原告的利益，以及承继原告的诉讼权利。[3]这涉及到保护两者合法权利的问题，主要是从原始原告与承继原告利益转换的角度认识的。
我们认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立实际上保护的是综合权利，既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也保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单独保护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法律制度的设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护合法权利。就行政诉讼法而言，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为侵害的权利提供救济。那么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中，正是因为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都享有合法权利，并且都存在该合法权利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事实，所以法律规定该项制度以切实保障二者的合法权利，避免出现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的情况。以下分别论述：
（一）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始原告生前存在行政机关侵犯其合法权利事实的，原始原告死后该合法权利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死者的身后权利，行政机关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权结果仍然存在。所以，仍然可就该权利提起诉讼。但是，死者享有权利的观点与传统的民法理论相违背。在我国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公民死亡后不能享有民事权利。同样，在我国行政法中，随着公民的死亡，他们也不再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依此理论，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的观点就不甚准确。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民法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了。在实践中，人死后的某些权利是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的，这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上都已得到体现。如《捷克民法典》第15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他的人身权利属于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起诉讼。”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项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4]这些立法例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是基于需要所作出的规定。死者应享有合法权利，有学者称其为身后权。对身后权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教育后人，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众的良知善行。规定身后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尺度，并有效防止了侵害死者权利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为其进行救济提供法律基础。身后权既包括死者生前延续而来的权利，也包括了死者在死亡以后才享有的权利。包括身后名誉权、身后荣誉权等。[5]行政机关在原始原告生前无论侵害了何种合法权利，其死后该合法权利都会转化为身后权的一种而依然存在。因此依据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给予原始原告保护。但原始原告已死亡，这决定了他本身不能提起诉讼，而必须借助一定的利害关系人，通过赋予该利害关系人程序意义的诉权来保护死者，也就是原始原告的身后权。因此，行政诉讼法设定了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来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