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据的多重视角（二）
汪建成
【关键词】刑事证据；多重视角
【全文】
证明标准问题也是如此，因为只要存在围绕证明对象的说服者与被说服者，作为被说服一方的裁判者都应当依据一定的抽象标准给出判决结论。不论是针对被告人最终是否负刑事责任，应受到何种刑罚处罚的实体问题，还是对于逮捕、搜查、扣押等令状的发放，抑或保释措施的允许与否等程序性问题，裁判者都应当有着权衡的标准，这些标准或为排除合理怀疑、有合理根据、或者是优势证据等等，都是裁判者作出裁决的决定性规范，指引着裁判者作出具体的运用，也只有这些规范才能对其自由裁量权有所约束。换句话说，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进行裁判所设立的标准，没有裁判者也就没有证明标准存在的必要。虽然证明标准也如同指挥棒一样引导着审前的证据收集和审查，但是，其作用与裁判者的运用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只不过是一种“间接调整”。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证明标准规则的本身是为了实现案件事实认定的确定性。那么，为了保障这种确定性，依据证明标准进行判断的主体就应当是统一的。如果不同诉讼阶段的判断者各不相同，其判断的效力也无高下之别，证明标准规则所意图实现的确定性就难以保障，因为当不同主体的判断之间发生冲突时，将难有一个最终的权威性结论。在现代诉讼构造中，这里的裁判者除了利益无涉的法院以外，别无其他。
（三）两重视角下的证据规则：中国的实践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的证据规则，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即证据规则总体上是针对三个不同的主体——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因此，我国的证据规则事实上既规制着说服者，又规制着被说服者，在某些情况之下，说服者自身还扮演着被说服者的角色，很显然，迫于先人为主的预断以及或多或少的利害关系，说服者自身裁判的公正性颇值得怀疑。
诉讼结构上的异化，带来了三个裁判主体的各自为政，且相互牵制。首先，它们秉承着大体一致的证明标准，（注：传统观点认为，不同诉讼阶段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标准共有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刑事案件立案的证明标准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二，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第三，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以及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链条导致着最终的裁判多数情况下只是消极的确认。其次，对于单个证据的最终认定，对事实量体裁衣的过程似乎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法官对于侦诉方的证据有着确信不疑的信念。在无形之中，裁判者自身的中立性诉讼地位、终结决定性的法律权威也因侦诉方“流水线”的同化而弥散掉了。因此，依附于诉讼机制的证据规则上的扭曲，使得实质上的证明机制不存在，仅有的只是职权式的确认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