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劫财杀人
作为刑事法范畴的“劫杀”，其在正史中表述的含义可概括为“劫财杀人”。此处“劫杀”多与“盗”、“贼”连用，强化了其作为犯罪行为的属性。《旧唐书》中，“劫杀”更是作为类似“罪名”的概念而被纳入刑事法体系多次使用。
《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载：“建武……九年，有盗劫杀后母邓氏及弟诉，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21}《后汉书·五行志》载：“永兴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角，郑宿也。十一月，泰山盗贼群起，劫杀长吏。泰山于天文属郑。”{22}
《南齐书·孝义传》载：“又诸暨东洿里屠氏女，……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肯嫁，为山贼劫杀。县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则不以闻。”{23}
《旧唐书·睿宗本纪》载：“八月乙卯，诏以兴圣寺是高祖旧宅，有柿树，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其谋杀、劫杀、造伪头首并免死配流岭南，官典受赃者特从放免。天下大酺三日。”{24}《旧唐书·武宗本纪》载：“二月壬申朔。癸酉，以时雨愆候，诏：京城天下系囚，除官典犯赃、持仗劫杀、忤逆十恶外，余罪递减一等，犯轻罪者并释放。征党项行营兵士，不得滥有杀伤。”{25}《旧唐书·张柬之传》载：“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国家设官分职，本以化俗妨奸，无耻无厌，狼籍至此。今不问夷夏，负罪并深，见道路劫杀，不能禁止，恐一旦惊扰，为祸转大。……”{26}《旧唐书·酷吏传·毛若虚》载：“乾元二年，凤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因有劫杀事。”{27}
4．截杀
“劫杀”与“截杀”通用，见于正史记载者较少，其含义为拦截、阻击。
《后汉书·孙景传》载：“中子忠，少历列位，累迁大司农。忠子晖，前为洛阳令，去官归。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出人从车常百余乘。及帝崩，晖闻京师不安，来候忠，董卓闻而恶之，使兵劫杀其兄弟。忠后代皇甫嵩为太尉，录尚书事，以灾异免。复为卫尉，从献帝东归洛阳。”{28}《晋书·赵王伦传》载：“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29}《旧唐书·忠义传·王同皎》载：“神龙二年，同皎以武三思专权任势，谋为逆乱，乃招集壮士，期以则天灵驾发引，劫杀三思。”{30}
（二）唐律“劫杀”之有无
“劫杀”为唐律“七杀”中较为特殊的一种，{31}其无独立律文规定，学界也关注较少。{32}但就文献的记载来看，应当肯定秦汉以降“劫杀”作为独立刑事法范畴在律文中的存在。日本学者水间大辅已考证出秦律、汉律中杀人罪有六种具体类型，{33} “盗杀”即为其中之一。而“盗杀”与唐律中之“劫杀”含义大致相同，均为强力夺取财物过程中故意致人死亡。若否定唐律中“劫杀”之存在，则无法解释秦、汉律中“盗杀”之流变发展。
从前述《旧唐书·睿宗本纪》和《旧唐书·武宗本纪》所载可以看出，官吏犯赃、持杖劫杀与忤逆十恶并列作为不免之重罪，说明劫杀与唐律其他罪名也具有相同的立法地位。
唐后，《宋史》中也有多处关于“劫杀”的记载，《宋史·刑法志》载：“天禧四年，乃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34}《宋史·太祖本纪》载：“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35}《宋史·太宗本纪》载：“九月丙午，以岁无兵凶，除十恶、官吏犯赃、谋故劫杀外，死罪减降，流以下释之，……”{36}《宋史·真宗本纪》载：“五月丁卯，诏天下死罪减一等，流以下释之，十恶至死、谋故劫杀、坐赃枉法者论如律。”{37}以上记载均将“劫杀”与其他固定的罪名并列，说明宋代劫杀与谋杀、故杀等犯罪在刑事法中具有同样的地位，这类记载与《旧唐书》之记载相同。《宋史》中还出现将“劫杀”作为犯罪行为的记载，《宋史·辛仲甫传》载：“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义人。……显德初，出镇澶渊，仍署旧职。崇所亲吏为厢虞候，部民有被劫杀者，诉阴识贼魁，即捕盗吏也，官不敢诘。”{38}《宋史·苏轼传》载：“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39}同时，《宋史》在描述外国刑罚制度时也用到了“劫杀”一词，说明“劫杀”在宋代已成为固定的刑事法概念，否则不会借用其描述外国相关制度，《宋史·占城传》载：“刑禁亦设枷锁，……若故杀、劫杀，令象踏之，或以鼻卷扑于地。象皆素习，将刑人，即令豢养之人以数谕之，悉能晓焉。”{40}
综上，唐律“劫杀”立法在秦、汉律中可溯得其源，在宋代文献中可观得其流，唐代文献中又有确实记载，因此不能否定其在唐律中的存在，而应肯定其作为刑事法范畴的独立地位。
（三）唐律“劫杀”之含义
律文中，“劫杀”源于四种明确规定的犯罪：谋叛、劫囚、强盗、略人略卖人。其实质为此四种基本犯罪的“加重犯”。{41}因此，“劫杀”不是独立的罪名，而是四种具体的基本犯罪的加重情节。由于中国古代“人命关天”的观念根深蒂固，关乎人命的行为总是受到特别的关注；同时“劫杀”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较其来源的基本犯罪更大，因此引起了立法者与律学家更多的关注而将其单独提出，与其他律文中明确、独立规定的杀人罪并称“七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