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有两个重要原则也应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一个是比例原则。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行政权的性质，因此，应该遵循比例原则，能用取保候审、保释时就不用羁押，能不采取强制措施的就尽量不采取。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刑事司法都要遵循比例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应该吸收、借鉴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另一个是诚信原则。据说人们最早是从宗教、道德的角度来谈诚信的；后来引申到民事法律里面，比如合同法中的帝王条款就是诚信原则；然后又从民事实体法进入到民事程序法，我国近几年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也开始强调诚信原则；再后来就进入到行政法等几乎整个公法领域。在刑事诉讼法里面也应该强调诚信原则。很多人研究诚信原则，习惯于从国外找理论依据或制度依据，比如在古罗马的《法学阶梯》里提出法律的三大原则之一就是为人诚实。[10]实际上，我国唐代《贞观政要》第五卷第十七篇“论诚信”，已对诚信问题论述得非常深刻。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法的很多制度设计中应该有所体现，其中很典型的一个就是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包括机会提供型和犯意提供型，这就涉及如何遵循诚信原则的问题。还有侦查讯问时对被讯问人作出的某些承诺，这也涉及诚信问题。再有就是辩诉交易制度。流行于西方的辩诉交易也是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制度化保障，被追诉人是不会作认罪供述的。辩诉交易体现的是一种契约精神和契约文化，而契约是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
公法范畴中还包括经济法，再细化就是保险法、税法等部门法。在这些经济法的实体法层面上，已经把某些行为排除到犯罪圈以外，这些行为已经不被认为是经济诈骗类的犯罪，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不太规范的经济活动。但刑法还规定为犯罪，这就发生了冲突。因此，刑法和保险法、税法之间需要协调，当然也就很自然地涉及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
《南方周末》在2005年刊登了一篇题为《难倒法官的骗保案》的报道：[11]某保险公司新设一针对老年人的险种，满足一定条件的70岁以下的老人可以入保险，等老人死后保险公司就支付其受益人三倍基本保额的金额。有位77岁的老人，其受益人通过修改户口本隐瞒年龄的办法于1998年和2000年两次投保，死后受益人得到保险公司27万元的赔偿金。有人眼红就检举他骗保，按《刑法》第198条的规定构成保险诈骗罪。但是《保险法》第54条却规定，对于提供虚假年龄的方式签订的合同对方在两年内不提出异议，该保险合同是有效的。再者，这个被保险人在2001年过八十大寿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还去祝寿了，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明知被保险人隐瞒了年龄，而是为了推广该险种有意不去计较。到底是否有罪政法机关分歧很大，处理起来也是摇摆不定：一会儿抓一会儿放，一会儿判有罪一会儿又判无罪。每次开庭都会有很多人来旁听，因为和那位老人类似的情况在当地还有很多，一时人心惶惶。很多人甚至还吓得退了保，严重影响了当地保险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