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抗诉程序中的证据问题。由于法院生效判决可因证据缺乏、伪造等证据方面的原因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的事由，那么，检察机关在抗诉的过程中能否对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能否依此提出抗诉意见?如果不能，将会影响其行使监督职能；如果能重新调查取证，则是否属于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4条规定的“新证据”?该第44条本来是针对当事人所做的规定，能否适用于实施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证据问题关系到抗诉的效果以及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处理，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四，关于抗诉的具体程序问题。抗诉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与实体权利主体的关系、抗诉的次数等，这些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仍未解决。可以肯定，检、法两家的分歧还会继续下去，并且必然影响检察监督的效果。
四、余论
被寄予厚望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为由，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的部分条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如此修改不仅存在与整体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即使是“重点修改”的这两个部分仍显得过于简单，仍需依赖司法解释才能操作。尤其是，在民事检察监督问题上，检、法两家的分歧仍未解决，这个遗憾不知要留到什么时候!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凡属法院审判工作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应当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这些年来，不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是没有将分歧上报，还是上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没予理睬。但无论如何，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是一个契机，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仍然不予以彻底解决，那就只能留待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时解决了。而民事检察监督，仍将在分歧和争议中艰难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