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大理院”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为最高审判机构，设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身是“大理寺”。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延续了前朝这一做法，于1912年设立了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构，直属于司法部。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其改为最高法院。
王世杰，1891年生，湖北崇阳人，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和教育家，武汉大学创始人，国民党政府重要高官。王早年留学欧洲，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和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0－1927年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对南京政府“六法”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公司立法，始于清政府：1903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规范公司的法律。清政府倒台以后，继任的北洋政府把清政府的《公司律》修改为《公司条例》，于1914年9月1日开始施行，《商业注册规则》也于同日颁行。北洋政府还曾制定出《
公司法草案》、《破产法草案》等等，但均未公布施行。参见赵昆坡：《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276页，第317－319页。
解放以前，在上海的众多企业中，公司企业所占比重很小，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一直占绝对多数。即使是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新设的公司企业仍是少数。经济史学家指出：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资金缺乏、人才薄弱，很难满足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限公司有很多弊病，比如创办者不时违法、损害股东权益、国家监管乏力等等，以致于股东不信任有限公司，不敢购买股份，从而影响了有限公司的发展。参见黄汉民、陆兴龙：《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6页。
大理院解释：《合伙员之责任与习惯》，载《法律评论》164期。
大理院解释：《合伙员之责任与习惯》，载《法律评论》164期。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上海不断地为不同的地方军阀所控制。本案发生时，上海正为孙传芳所控制，而北洋政府则为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所控制，这两派军阀那时正处于战争状态。
上海总商会正式成立于1912年，其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上海商务总会，该总商会由上海最主要的工商业“公会”、“同乡会”和“会堂”等所组成，虞洽卿、聂云台、朱葆三等著名人物担任会长。该会成立以后，多次参预国内重大事务，在一些举国关注的重要事件中率先表态、开展活动，产生了“登高一呼、众山响应”的社会效应。详细介绍，参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条理”即“法理”，日本法律称法理为“条理”，为清末变法人士所吸收，延续使用至民国时期。参见黄源盛：“民初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问题再探”，载《近代法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王世杰：《大理院与习惯法》，载《法律评论》第168期。
楼明远：《合伙债务之研究》，载《法律评论》171期。
楼明远：《合伙债务之研究》，载《法律评论》171期。
代表性文献有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于《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杜宇：《当代
刑法实践中的习惯法――一种真实而有力的存在》，《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苏力：《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刘作翔：《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李可：《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相对的例证，参见刘作翔：《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事实上，早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习惯法实际上是个“大杂烩”，有宗族法、行会法、“帮规”、会社法等多元形态。具体论述，参见梁治平：《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载于《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详细介绍，参见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苏力：《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从司法个案透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