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秩序和人们生活的活生生的规范，习惯法是法学研究回避不了的主题。对习惯法的研究，不外乎两种路径：一是基于社会科学的立场，从事实层面上描述习惯法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二是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从规范层面上对其予以定性、论证它的优劣。当前中国法学界对于习惯法的研究，总体上以第一种研究为主[13]，其中也夹杂着对习惯法的赞美或批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研究现象，是由于在价值层面上，国家法已经占据了优越地位，拥有绝对的“霸权”，习惯法沦为一种或需要改造、或等待排斥、或补充国家法的边缘配角。虽然也存在着美化习惯法的声音，但是，这仍是发生在使习惯法屈从于、服务于国家法的前提之下。研究习惯法的第二种路径，在当前的法学界，仍然显得较为薄弱。
不过，从这一冲突个案出发，如果我们回顾上个世纪初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国家与习惯法正处在激烈的价值论战之中。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开始了从古老的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转型；这一历史性剧变，首先就要求对传统习惯进行重新评判和定性，审查其是否符合建设现代国家的目的。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紧迫、必要。对于传统的中华帝国而言，民国是一种完全崭新的政体，它所颁行的各种法律、判例，大都异于传统的习惯。国家法与习惯的冲突因此正面爆发了。在这种冲突中，双方辩论的要点，就是价值的优劣与否。并且，这一价值的争论，与当前的价值争论也有一定区别。当前关于习惯法的定性和评判，主要是一种“道德话语”：习惯法是传统良风美俗的体现，在价值上是“善”的；或者，习惯法是落后的、野蛮的、荒唐的[14]。王世杰先生关于习惯法的理论，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价值评判的视角：从政治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习惯法就是“地方性”的[15]。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对习惯法作出一种“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评判。
如今，中国向着现代国家的转型仍在继续。虽然国家法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国家与习惯法的冲突也仍在继续――并且，习惯是个永远存在的事物，国家与习惯法之间的纠缠将是永恒的[16]。民国初期的那个问题――如何对待现行的“习惯法”，还依然存在着，需要我们解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王世杰先生所提出的这些应对之策，或许对于当前仍有意义。
【作者简介】
孟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