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提出了国家克服习惯法弊病的方法：“为减免第一种流弊，须严定习惯法的内容要件，为减免第二种，须更设定习惯法的地理要件。在吾国民律的现状之下，就令我们不能不承认习惯法优于条理，习惯法云云，似应以具有次述地理条件之一者为限：1，习惯之通行全国或全国大部分者，得以为习惯法；2，一种习惯，虽属地方性质，其所支配之事项，倘亦仅存于该习惯之所在地，亦得以为习惯法；3，依法令明文得以采用之地方习惯，亦得认为习惯法”。理由则是：“交通日渐发达，全国人民间之法律关系，自亦日臻繁密；习惯纷歧，大足妨碍人民经济的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承认第一种习惯为习惯法，可略收统一习惯之效。第二种习惯虽系地方习惯，然全国其他各地既无相反习惯存在，自亦不妨认可。第三种习惯法之得以采取，无俟说明”。
总之，在王先生看来，习惯法更是一种“地方性”的规范，如果其适用的“地方”是整个国家或国家的大部分，那么它就自然可以转为法律；如果它的“地方性”体现为“特殊事项特殊解决”，那么它也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它被法律明确认可，就相当于被法律所吸纳，而成为法律本身的一部分了。
继王先生提出这些论点以后，律师楼明远在《法律评论》第171期也发表了名为“合伙债务之研究”的文章，对上海总商会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驳。楼律师的观点如下：一，首先，总体而言，上海商界的习惯是“只管自己门前雪，那管人家瓦上霜是也”，是很自私的[11]；二，“债权人虽受意外之损耗，他合伙员安然处于无事地位，是其责任无限而有限矣；不通孰甚”，这一习惯本来就存在问题，“薄于债权人而厚于债务人”，判例正是救习惯之失；三，从长远来看，这一习惯对合伙不利：“夫合伙而负债务，对方自有债权人在，此债权之发生，或由金钱之存储，或由货物之批发，原因虽不一端，要不外乎助长合伙业务之兴隆，若不予以充分保护，公众对于合伙，亦必视为畏途，谁愿存以金钱，批以货物，尽若干之伙资，为若干之交易？此乃营业将例之现象，所受打击，又岂细微！”；四，这一习惯本身是落后的、应淘汰的：“夫合伙为旧式之商业组织，固守成规，识者不取，倘投资者恐受前者之打击，群改有限公司以避之，是是项判例之大有造于商业也”；五，有限公司比合伙制更为公正：“查有限公司股份总银数及每股银数若干，依照公司条例第九十八条第一项第五款，务须公告，而且设立手续，甚为慎重，公众对于有限公司之内容，既有探知机会，则当相互交易时，非无预防余地。此就事实而言，合伙已觉难与有限公司相提并论，况有限公司为独立法人，合伙则为契约关系，非有独立之人格。各合伙员对于债权人直接负担无限责任，如遇亏耗，自应如数清偿”[12]。综上所述，楼律师对上海商界的批评，与王先生的观点前后呼应，都支持大理院的解释。总之，从这一个案来看，习惯的“地方性”暴露无疑――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地方性”和适用群体的“地方性”，也包括功能上的“地方性”和价值上的“地方性”。这或许是习惯法最根本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