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习惯法的“地方性”
大理院解释公布以后，有感与此的王世杰先生对其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引发，在《法律评论》第168期发表了“大理院与习惯法”一文[10]，提出了两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习惯法的效力应否优于条理？”，二，“习惯法是否具有地理的要件？”。
王先生首先考虑到了当时的大环境：“盖吾国现时是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减而未消减，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既存的习惯，仅管与社会现时的需要在在相反；既存的习惯却什九存而未减，为社会上许多新制度与新事业发展的大障碍”。因此，在此种情状之下，“国家机关正宜间接直接促进这些习惯的改变，不当更给这些习惯以优越的法律效力”。接着，王先生表达了他关于上海商界这一习惯的具体观点：“即就合伙债务问题而言，上海商业中之固有习惯，倘确如上海总商会所称，也许就是一种应该改造的习惯。因为一般债权人对于各个合伙员出股的多少，实际上往往就全不知道，甚或无从查知；在现时商店林立之大都市，尤其如此”。由于这些因素，王先生认为，应大力限定习惯法：“修订法律馆新订民律总则草案，不仿照旧草案明认习惯效力优于条理，亦不明认习惯为发源，依着愚见，殊为得体。吾国关于民事的法律，历来诚多存于习惯；新民律未颁布以前，法院诚有不能不援用习惯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亦不必承认习惯的效力优于条理”。这样，王先生就回答了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随后，王先生提出了习惯法的“地方性”观点。他先是介绍了大理院判例（民国二年上字三号）对于习惯法成立所规定的四个要件：1，须人人确信其为法；2，须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实，有反复相同之行为；3，习惯所支配之事项，系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4，须无背于公共秩序及利益。但是，“这些都是内容要件，似乎未明白宣示其是否更有地理要件。此判例似不以通行全国各地的习惯为限，一切地方习惯，只要具备四要件，在该地方区域内，便俱成为习惯法，有补充法律、限制条理的效力”，这一规定，在王先生看来，是有缺陷的。
留学欧洲的王先生援引了国外的做法，指出：瑞士民律第一条第二项虽设有“本法未规定者，法官依习惯法裁判之；无习惯法时，依自居于立法者之地位应行制定之法律裁判之”，但是，瑞士多数法学者，如Huber、Matin、Cucien-Brun等，却坚认该条之所谓习惯法，只是通行全国的普通习惯，不是各州或各地方的特殊习惯。王先生认为，“本来习惯法有两个弱点：不明确、各地不一致”；这两个流弊，导致“人民感觉着权利不确定，助长社会的分裂。德国民律不明认习惯法为法源，大率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