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我国，由于近几年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迅速发展，我国还未建立一套专门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批制度。仅有的专门涉及审批问题的规定也太过原则性，且制度相当零乱而难以操作，存在审批权限过于下放、审批权行使混乱、审批环节过多、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弊端。譬如，1989年《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规定，全民所有制被兼并，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审批。而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要经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审批。这种不系统、不统一的法制状况不利于企业产权规范化、合理化流动。实践中，我国跨国公司审批制度的基本模式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现行的逐一复合制审批，即跨国公司的引进不论项目、投资额大小，均应经过不同层次、级别的审批机构审批，制度效率极为低下；而我国用于指导审批时依据的跨国公司法及其它有关企业兼并和产权交易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则又存在着层次较低以及政出多门而导致的审批要求各不相同甚至冲突的问题。总之，审批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我国经常出现地方政府擅自批准出售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失控等种种不正常现象。
除存在上述问题外，跨国公司在对我国企业进行并购过程中还存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资产评估、并购相关方的权益保护、跨国公司缴付等问题。而在这些方面，我国现行立法依然没有摆脱过于原则化、简单化，缺乏预见性和难以操作等问题。
三、规制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思考
（一）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审查法律制度。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是保障东道国经济利益、维护东道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较为完整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查制度。我国应根据新形势需要，修改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并针对目前的并购新趋势、新特点，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制定《跨国公司企业法》和《并购法》。《跨国公司法》应首先对跨国公司的概念和具体形式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对跨国公司的待遇原则。原则上应以国民待遇为主，但对跨国公司投向的原则和范围亦应作出严格规定，并将《产业目录》纳入《跨国公司法》的范围，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予以适时的、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于限制性产业，应具体规定有关产业跨国公司进入的程度，如规定跨国公司所占股权的最高限额等。对于向鼓励和允许跨国公司进入的产业进行的投资可采用登记制，而对于向限制和禁止跨国公司进入的产业进行的投资则实行严格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