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立法上明确专利权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并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实现对专利权人合法利益维护
在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方面，专利立法有以下明显的特点：（1）对权利内容的规定力求明确具体。一般采用列举性的方式对专利权人的权利内容做出具体说明。如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10]”。（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权利内容上不断扩充。如以前专利法规定的权利内容仅限于制造、使用和销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增加了进口、许诺销售等内容。（3）通过法律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加强对专利权人利益的维护。
2、 在法律上明确对专利权人的限制
这种限制涉及多个方面：（1）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11]（2）客体的限制：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和植物品种；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等排除在专利授权的客体范围之外。（3）对专利权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的限制，要求申请人应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12]”（4）获权后在专利实施过程中的限制：涉及在先使用人对专利的使用、非商业性使用、 强制许可、当然许可、国家征用等多种制度。（5）效力方面的限制：专利权穷竭原则的适用、获权专利的地域、时间限制等。
总之，面对专利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通过“权利-限制”的调整机制，法律不断进行选择和整合，在发展中寻求利益的平衡，在平衡中促进法律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一种良性循环，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成为了促进专利制度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四、从利益平衡、权利限制的角度重新看“达菲”专利的争议
在特定的情况下，“达菲”仅是一个代表。禽流感疫情的蔓延和人们对“达菲”的争议，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类社会问题：即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应当如何有效的解决社会需求与专利权人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专利权人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很显然，在法治的社会里不可能采取让相关的药品专利法律法规‘靠边站’的做法，而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立法、执法等程序解决相应的问题。面对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解决的基本思路是：以利益平衡为出发点，在法律的框架内对专利产品的使用、分配和利益分享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立法、执法等措施协调专利权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