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特别刑法部分：（1）陆海空军刑法之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意图利敌罪；投敌罪；违反职役职责罪；违反部属职责罪；劫持军用舰艇、航空器罪；制造贩卖军用武器罪。（2）妨害国币惩治条例之伪造、变造币券使用罪。（3）妨害兵役惩治条例之结伙持械阻挠兵役罪；公然聚众持械反抗兵役推行罪。（4）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强暴胁迫使人施用毒品罪；公务员假借职务犯上述两罪者。（5）惩治走私条例之走私加重罪。（6）残害人群治罪条例之加重残害人群罪。（7）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之加重强暴性交易罪。（8）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之非法制造贩卖枪炮罪；制造枪炮意图犯罪罪。（9）民用航空法之强暴胁迫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劫持航空器罪；加重危害飞航安全罪；加重制造非合格航空器罪。
（二）死刑程序的变易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原属职权主义，1967年修改时有意采纳当事人主义，却并不彻底，“实系披当事人外衣之职权主义，即仅具当事人主义之外形，而欠缺其内在之实际。”[2]长期以来，警察重自白而轻“物证”。由于经费投入不足，极度缺乏法医人才。在死刑案件中，子弹、指纹、法化学、法病理、法医血液等法医鉴定证据极少呈堂。{5}实践中刑求逼供之事时有所闻，法院在审理重大刑案时，常受政策及舆论影响，甚至为杀鸡做猴而速审速决。{6}尤其“军事审判法”，更是黑箱作业，制造了一些冤杀案件。[3]有学者批评台湾地区的死刑制度至少有五大问题：警察办案能力不足、过分重视自白、唯一死刑、缺乏辩护资源、秘密执行死刑。{5}233并得出结论：作为死刑案件来讲，“很遗憾地，台湾地区的制度、程序并不及格。”{5}1243
2003年，台湾地区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此次修改，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传闻证据被禁止，被告人讯问制度被弱化，职权调查证据制度退化，被告人的缄默权得到承认，对证人的询问改采当事人主导的交互诘问制度。尤其“交互诘问制度，则系基于公平裁判之理念，赋予被告对证人之‘质问权’，仍是基本人权保障之一环。”[2]
实践中，逼供大为减少，本着“明案速判、疑案慎断”原则，对于被告不争执的非重罪案件，运用协商制度快速终结，使法官有足够时间及精神致力于重大繁杂案件的审理。{7}死刑案件变得极为谨慎，“其所经过时间平均约33个月，为一般案件8、 9个月之3、 4倍，显示对于该类案件侦审执行过程之审慎，以求毋枉毋纵。”{5}65有学者甚至认为，“惟依目前司法程序之慎重，侦查严明，审判周详，尤其对于死刑案件，终审法院每每不厌求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始欲判处死刑。且死刑之执行非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之核准不得为之，是以判决确定后仍留有改正之余地。既须经审核，则应改正者当改正之，断无法官错误于前审核者复错误于后之可能。”{7}267此评价虽不无言过其实成分，但基本反映了台湾地区死刑程序的进步。
死刑案件经过三审定谳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之规定，“检察官应速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又根据第461条之规定，“死刑应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于令到三日内执行之。但执行检察官发现案情确有合于再审或非常上诉之理由者，得于三日内电请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再加审核。”死刑执行需经“法务部”令准之目的，“系在于对生命权之尊重，使此一经执行即无回复或救济之极刑，得经由最严谨、慎重之机制施行。”{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