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构逮捕中心化的路径与方法
解构逮捕中心化可从立法、司法和社会三个方面推进。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被全国人大纳入立法议程。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全面吸收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以保释为中心、羁押为补充的科学完备高效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是法律人共同的期望所归。但是，若将改革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立法上，也是幼稚不切实际的。其一，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并不是不可以扭转逮捕中心化局面的，逮捕中心化主要不是体现在法律中，而是实践中形成的。公安司法机关既然能够建造出逮捕中心化的土围子，同样也可以亲手拆掉它的残砖烂瓦，只是需要权力的助推力或者“牛虻”的刺激。其二，即使全国人大修改了刑事诉讼法，也必须要在司法中付诸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者，司法过程中会不会再把法律的“经”念歪，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所以，在追求理想的法律文本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立足于司法的现实，求真务实地帮助公安司法机关解决实务难题，而非好高鹜远地吹毛求疵。
社会化的解构路径就是重塑去逮捕中心化的制度环境，对刑事法治的各项价值目标进行重新取舍与平衡，消除对逮捕的路径依赖和心理偏执，即打开逮捕中心化的另外两个死结。这条路径是非显性的，也是相对曲折的。
笔者认为，在立法之外，转变司法观念，并果断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或许能够在解构逮捕中心化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1．根据社会转型、社会利益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重塑司法价值观。从中国共产党将“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时开始，中国公安司法机关实际上就开始了社会定位和价值观的转型，这就是由阶级斗争年代承担的“专政工具”、“刀把子”的政治使命，转向了建设时期社会利益冲突的“调停者”、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护航人”的角色。党的中心工作不再是“阶级斗争”，那么，作为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公安司法机关，其职责当然也就不再是“镇压”和“打击”。各级党政领导所肩负的“维护稳定”、“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也决不能靠“打击”、“镇压”来实现。包括犯罪在内的各种冲突和纠纷，都产生于社会不同价值和利益格局的冲突，“维稳”的出路只能是正确地调适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关系，恰当地平衡各种不同的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作为“调停者”、“护航人”的公安司法机关，理当通过不枉不纵、公正、合法地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的立场和方法，来确保社会的和谐安宁，而不能用公权力偏帮一方、欺辱弱小、压制民怨，甚至用助纣为虐、践踏人权来求得暂时的安稳。遗憾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国公检法机关仍然没能改变“打手”的做派，照样是“重打击、轻保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作为服务于大局的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就理当有必要的效益观念，这就是节省司法资源，避免国家财富的浪费。如前所述，逮捕中心化除了道德成本的支出外，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耗是惊人的，减少的财富与损耗两项相加最低也超过110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公检法机关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政绩，也并非各级党政机关并不看重的“小菜”，实则是大家都没能算过这笔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