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立法上确立取保候审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强制措施体系。细化和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如允许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并用，允许采取有价实物、房产等非现金财产保证方式，允许根据犯罪嫌疑人情况确定保证金高低；健全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的义务体系；强化脱逃责任制裁；实行取保候审前的风险评估机制；确立取保候审期间的共同监管机制等。[15]
(4)立法上明确“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条件或者对逮捕所需要的“社会危险性”作出具体、明确、细致的解释，还可以建立强制措施适用的“风险评估机制”，实行羁押或者取保候审听证制度。建议具有以下九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①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②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③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④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凝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⑤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⑥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⑦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⑧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⑨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16]最高检研究员但伟提出建立“由驻看守所检察官根据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情况，向办案单位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的工作机制”的构想，并在20家基层检察院进行初步尝试。[17]
(5)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分离。办案期限的设置应因案而异，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立法上应当取消或修改在法律条文中出现的、可能导致逮捕后无限期关押的条款。实行新的换押制度，在提票上注明期限，明确公检法三机关在羁押期限上的责任分配。[18]
(6)完善并发挥监视居住的作用。监视居住具有独特的作用，对于尚不够逮捕条件，采用取保候审又无保证人或保证金的案件，监视居住就是较好的控制措施。[19]
(7)加强检察机关对逮捕、羁押的法律监督，改变公安司法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工作评价机制。
综上可以看出，有关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程序技术层面，方法措施全面具体，对于化解逮捕中心化的技术难题，突破制度效用死结，是完全足矣。但是，程序技术只是操作性的，在进入操作层面之前，还有漫长的路。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怎样能让国家高层和普通民众在观念上接受去逮捕中心化？这直接涉及到改革性的法案能否在全国人大通过，司法中地方党政领导是否支持的问题，也关乎改革失败或者出现差错由谁买单的问题。第二，公安司法机关在心理上是否敢于迈出第一步—让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在社会上？如果没有下决心的、不计后果的试水，再好的程序设计也都无法进入操作中。
